雖然《生死場》吸引了一代代的讀者，但蕭紅的形象在大多數讀者的心中卻依然是模糊的。不久前，學者林賢治的《漂泊者蕭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書中，林賢治著力刻畫了蕭紅作為現代作家中少有的漂泊者形象。或許以此為契機，讀者能夠了解到一個不一樣的蕭紅。

　　蕭紅的當代意義

　　新京報：在已有多本蕭紅傳記的情況下，你為什么會再寫《漂泊者蕭紅》？

　　林賢治：寫作蕭紅傳記的動念，原是出于偶然。但是，在重新閱讀了蕭紅全部作品及相關的傳記材料之后，產生了一些新的感受和認識。及至決定寫作，事情就并非偶然，而是帶有表達我個人關于蕭紅及中國社會與文學觀念的強烈愿望在里面，成為必然了。

　　二十年前，我在報上讀到黃宗英先生的一篇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章。關于婦女解放問題，她說現在比起五四時有所倒退，其中有“只差‘三從四德’沒有說就是了”一類的話，令我十分震撼。所以，蕭紅作為“五四”的女兒，她對個性解放和自由愛情的執著追求，至今尤其具有啟示的意義。

　　人生之外是文學。其實，對作家來說，文學是人生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自由的追求，在蕭紅那里是一以貫之的。她一生的創作，始終頑強地表現了她的思想和個性，她的平民主義、人道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立場。就說諷刺小說《馬伯樂》，以啟蒙體現救亡，在當時的大隊的“抗戰文學”作品中，是明顯的非主流，甚至是反潮流的。小說發表后，當時就有人站在“民族大義”的道德高地進行批評，可見作為一個作家的蕭紅的勇氣。

　　為什么要寫《漂泊者蕭紅》？我想通過蕭紅，揭示“自由”的悲劇困境，彰顯一種自由意識，無論在文學還是在更廣闊的人生之中。

　　新京報：你認為，以往蕭紅傳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林賢治：我不想評論以往出版的蕭紅傳記的得失。我只想說，我意欲放進《漂泊者蕭紅》里的一些東西：一、對傳主和主要的“相關者”的關系變化，除基本情節外，重在情感關系的梳理。比如蕭紅內心矛盾的表現，與蕭軍結合前后的矛盾，與端木結合前后的矛盾，還有就是在她與蕭軍、端木之間的取舍去留的矛盾，都是不一樣的，具體而微妙的。在傳記中，我力圖表現得真實一些，當然如愿與否又另當別論。二、從女性和窮人的雙重視角出發，著重揭示作家蕭紅的創作心理，顯示她明顯被低估的文學成就。傳記對蕭紅小說的解讀，就胡風和茅盾的評論有所批評，這在以前的傳記中是沒有的。三、注重生活經驗到文學經驗的切換，突出愛與自由作為一種理想價值在蕭紅的生活與創作中的不同的表現形態，以及貫穿兩者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

　　新京報：我在讀你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感覺傳記作者的身影在內容中出現過于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于一本傳記所要求的客觀性。你對此是怎樣考慮的？

　　林賢治：你所說的“客觀性”，據我的理解，應當指使用史料的真實性，也即事實性。我認為，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從事件———哪怕是個人性事件———的情節直至細節，任何虛構都只能給傳記造成損害。至于行文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即你說的出現“作者的身影”，我一點也不想否認；所謂“主觀”，除了直接的議論之外，包括敘述和描寫，確實融入了個人的喜惡。在我看來，這是正常的，也是我所追求的。其實，傳記應當有各種各樣的寫法，直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中國傳記在形式上太不講究，太保守，太流于單一了。

　　新京報：從書名和內容來看，你強調的是蕭紅作為漂泊者的形象。我讀完你這本書之后，感覺這里面有兩層意思：一是她短暫一生的生活漂泊，行蹤不定，少有平靜、安定的時候；二是她一生精神上的漂泊，即你在書中所強調的，她一直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對于文學的階級性，“國防文學”等口號并不認同，因此和魯迅類似，這種獨立不群也注定了她只能憑借自身的力量來抵抗生命個體與生俱有的孤獨，這也意味著她在現實中要遭遇種種艱難。你怎樣看待這種理解？

　　林賢治：你從兩個方面解釋“漂泊者”，我認為是準確的。漂泊，除流浪的本義外，一是自由；二是在途中，進行，過程而非目的；三是獨立，孤立，無歸屬，邊緣化。所以，薩義德會稱知識分子為“漂泊者”。

　　新京報：從精神層面而言，蕭紅追求自由；在感情層面上，蕭紅一生都在追求愛。但是，縱觀蕭紅一生，一直生活在貧困中，這危害了她的健康，很大程度上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敵人，當然也是她精神追求和感情追求的障礙。從這點來說，蕭紅是否過于理想主義了？

　　林賢治：蕭紅確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

　　文學成就被嚴重低估

　　新京報：你認為，“蕭紅是愛者，然而，她一直遭到被愛者的剝奪”。從蕭紅與蕭軍、端木蕻良的關系來看，這種印象極其強烈。你對蕭紅愛情悲劇的解釋是她對男權社會的反抗所引起的“文化價值觀念深層沖突的結果”，但是我認為，蕭紅自身的性格因素恐怕也是愛情悲劇中重要的一環，但是你很少論及這一點，為什么？

　　林賢治：蕭紅有愛人的一面，也有自愛(自尊)的一面；有軟弱的一面，也有剛強的一面。作為個人的悲劇，在我的傳記中，其實并未忽略性格與環境(包括人際關系)的互動性。我的理解是，悲劇不僅僅表現為性格沖突，實際上，它超越了單純的生理學和心理學的意義，在更深的層面上，同時也反映了價值觀念的沖突，文化的沖突。

　　新京報：你認為，蕭紅的文學成就被嚴重低估，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狀？

　　林賢治：抗戰之后，國家意識形態因為民族戰爭的興起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啟蒙，階級性代替人性，宣傳代替藝術，在這種語境的支配下，蕭紅具有鮮明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和女性主義傾向的作品的價值不可能被充分認識。在文學史教科書里，她的《生死場》被當成了“抗戰文學”，而她也因此被視為一般的“左翼作家”，書中豐富的人性內容和非主流傾向被遮蔽了。這種情形一直延至八十年代，而這時，一種文藝思潮正好為另一種文藝思潮所代替。一些與“魯迅”、“左翼”相關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輕視，其間譯介過來的美國學者夏志清以“冷戰”思維寫成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最為突出，然而在學院中被奉為圭臬。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與思想知識界“告別革命”論相呼應，文學界貶損魯迅及左翼進步作家簡直成了一種時尚。就這樣，蕭紅成了前后兩種不同的文學思潮的犧牲品。

　　新京報：在你看來，蕭紅在文學史上應當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林賢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繼魯迅之后的一位偉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蘭河傳》和《生死場》，為中國大地立傳，其深厚的悲劇內容，以及富于天才創造的自由的詩性風格，我以為是唯一的。(記者 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