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界，作家、藝術家遭受侵權的現象時有發生。但相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其它領域，文藝家的維權是一個更加薄弱的環節。很多文藝家感到遭受侵權后無計可施，或者是覺得自身力量弱小，面對無處不在的侵權顯得無能為力。即使有些文藝家走上維權道路，浪費的精力與時間、遇到的阻力與無奈等都讓他們感到維權成本太高，對維權望而卻步。而且如果沒有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打擊侵權行為，侵權活動就會更加猖獗。所以，維護文藝家權利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從本期開始，我們將約請文藝家談論維權的切身經歷，希望能夠引起社會各方對文藝家維權的重視，共同促進對文藝家權利的保護。——編者

　　記者：作為著名作家與編劇，您是否有過被侵權的經歷？

　　陸天明：我的幾乎每部作品都被盜版過。有時候新書出版剛幾天盜版書就能在書攤上見到了。面對鋪天蓋地的盜版書，作家往往顯得無可奈何。而且現在盜版書已經發展到不只是盜作品，而且盜名。我手里就有八九本盜用我名字寫的書，書上還有我的照片，但內容根本和我無關。面對這些盜版，我感到狀告無門。遇到這種情況的作家很多，但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解決途徑。從這方面看，我國在維護作家知識產權方面的措施還急需加強。

　　記者：盜版無論是對作家的經濟收益還是創作積極性都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陸天明：對。我們現在對經濟犯罪比較重視，小偷偷了錢，很快就會有人去偵查破案。但對盜版書卻不是很在意。其實盜版一本書給出版社和作家帶來的損失往往是幾十萬元的。盜版書出來后，出版社的印數就會少幾萬，甚至十幾萬。如果達到了十幾萬的印數，在經濟上的損失就會有幾十萬、上百萬元。無論從經濟、道德還是法制上來說，盜版的負面作用都極其嚴重。我們現在很少有人重視這個問題。

　　另外，作家作品如果被抄襲、被剽竊了，這樣的盜竊同樣沒人管，似乎文學創作的勞動可以被忽視一樣。這樣對原創作品的發展危害很大。有些作家甚至因此想要停筆。

　　現在的作家如果不從事與影視相關的創作，只是進行純粹的文學寫作，生活還是比較辛苦的。中國作協現在有八千多會員，但真正拿作協工資的作家很少，一個省也就幾個人。大量的作協會員都是不拿工資的。作家現在出書不容易，如果再被盜版，發行就更少了。好不容易寫一部書，如果權益沒有保障，的確會影響作家靜下心來好好寫作。

　　記者：這幾年編劇維權也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一個話題。編劇遭遇侵權在業內是普遍的現象嗎？

　　陸天明：非常普遍。編劇被蹂躪、被忽略、被欺騙的現象經常能看到。不要說還未成名的小編劇，就像我這樣已經有些名氣的編劇同樣碰到過被侵權的情況。除非像有些大編劇自己成為制片人，自己出面來投資拍電影，這樣編劇的權利才能有所保證。像我們這樣純粹的編劇，不管多么大的名望與成就，在劇本交出來以后，制片方照樣不把你當一回事。

　　編劇被侵權的一種情況是在發行的光盤上有制片人、出品方、導演等的名字，卻很難看到編劇的名字，這一現象非常普遍。還有一種侵權現象就是在拍攝過程中亂改劇本。編劇寫一個劇本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構思、去尋找人物，然后再反復修改。一些編劇還深入生活進行創作。但制片人、演員在接了本子之后，拍攝過程中想當然地想改就改，不嚴肅、即興式的表演比比皆是。這也造成了目前電視劇的極度商業化、粗糙、低品質、迎合庸俗的趨向。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對這種現象已經不生氣了，只能無奈妥協，只要署上我的名字就成。所以我把劇本交給制片商以后就不再到片場去，去了也沒用。現在拍影視作品沒有人真正會和編劇去探討人物塑造、社會背景、主題深化等藝術方面的問題，很多只是按照政治需要或商業需要來改劇本。這個現象很普遍，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大部分電視劇質量低下。

　　記者：那您在保護作家、編劇權益方面有哪些建設性意見？

　　陸天明：首先必須加大政府支持，對盜版行為要當刑事犯罪來打擊，要像重視打擊經濟犯罪一樣重視版權保護問題。國內這些年在維護知識產權方面有了長足進步，一些創造發明、專利產品等已經得到比較好的保護。但對作家作品被侵權的打擊力度一直不是很大，地下盜版非常猖獗，稍微有一點名氣的作家幾乎都被盜版了。我認為只有司法介入才能比較好地解決問題。盜版書印刷的地下黑窩點很易找到，一年之內抓幾個典型案例，這股風就可以剎住。

　　對于編劇維權來說，由于中國編劇缺少一個強有力的編劇組織，很難有效維權。編劇沒有地方說話，沒有人來聽他們說。我們也不可能像美國編劇一樣游行、罷工，因為我們還是信任政府能夠處理好這些問題的。另外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也已經成立了相關的藝術家、作家權益保障機構，這些民間組織也能夠替編劇來爭取一些權利。所以在作家、編劇維權方面，我覺得除了司法介入外，文聯、作協等要把維護作家、藝術家的權利作為他們活動的重要方面，要把維權放在重要位置，真正成為作家、藝術家的知心人。(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