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老舍在倫敦執教時登上文壇。去國離鄉，他從遙遠的異國瞭望故土，冷清寂寞，使他得以在巨大文化反差的環境中回味生活的積淀，其中包括他自己的經歷和他所熟悉的人物的命運。他把對祖國、對故都的思念化作文字，寫成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幾部長篇小說。當時他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這幾部作品雖然在藝術上不免稚嫩，但其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及開始顯露出的不凡的藝術才華，引起了國內文化界的廣泛注意，給沉寂的中國文壇，吹進了一股清風。

　　20世紀30年代老舍回到祖國，回到了北京。看到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同胞正處于水深火熱的危難之中，他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中國勞苦大眾貼得更加緊密。這一時期，他寫出了《黑白李》、《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優秀作品，并以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奠定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部作品以豐富的藝術手段，細膩地刻畫了人力車夫祥子的形象和舊中國故都的風情與世態，集中表達了對社會底層勞動者命運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作者的審美理想與藝術追求，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不久前，這部小說繼影視改編后，又被搬上了京劇舞臺，再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抗戰爆發后，老舍只身奔赴武漢，投身到抗戰的洪流中。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并擔任了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積極開展抗戰活動，組織并出版《抗戰文藝》，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和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為贏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在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中，他的思想和創作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此期間他進行了多種文藝形式的創作。長詩《劍北篇》用大鼓體寫成，《王家鎮》、《忠烈圖》用京劇形式寫成，《殘霧》、《歸去來兮》、《面子問題》用話劇形式寫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小說《火車集》、《貧血集》，長篇小說《火葬》，完成了長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兩部《偷生》和《惶惑》。這一系列作品，無不洋溢著老舍充沛而又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為我國民間第一批文化人應邀赴美國訪問和講學。在美國，老舍做了多次公開演講，為增強大洋彼岸的人們了解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學，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在此寫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和長篇小說《鼓書藝人》、《斷魂槍》，還協助美國友人翻譯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依托八年抗日戰爭的大背景，圍繞著北平一條胡同里的小市民，描寫出“亡城”之下的中國人不屈服日本軍國主義鎮壓，從心理對抗到奮起斗爭的全過程。“千里刀光影，仇恨染九城，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一腔無聲血，萬縷慈母情，為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折射出整個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地面對侵略者和民族敗類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抗爭。

　　1949年10月，老舍聽從祖國的召喚，回國參加火熱的新中國建設，煥發了新的藝術生命，爆發出旺盛的創作激情。這一時期，他寫出了大量的文藝作品，用自己的筆“配合祖國建設日新月異的進步與發展。”這期間，他創作了話劇《方珍珠》、《生日》、《春華秋實》，歌劇《消滅細菌》、《大家評理》等。而話劇《龍須溝》和《茶館》則是他在這個新時代創作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老舍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祖國的發展與變化，并加以藝術的表現，幾乎所有的重大變革，都能從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他自覺地把自己的藝術追求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從而使自己的作品蘊涵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

　　老舍《長詩集》有言:“山河可移！愛國的天性難改。”這也正是老舍之天性的生動寫照。

　　為紀念老舍先生誕辰110周年，北京人藝特地鑄造了老舍頭像雕塑，并在2月3日其生日這一天舉行揭幕儀式。自此，曹禺和老舍兩位為北京人藝奠定了風格基礎的文學巨匠的雕像，并肩駐足于首都劇場大廳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