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看趙雅芝出演的《京華煙云》，很是為那個姚木蘭傾倒，她懷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懷儒釋道交融，堪稱中國女子的完美典范。后來我知道創作這個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語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間用英文寫就的。

　　言論

　　林語堂好刻薄，他曾經說：“不管怎樣，無論怎樣混法，能混過這上下五千年，總是了不起的，說明我們的生命力很頑強。”　

　　他在《吾國吾民》中寫道：“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

　　林語堂說：“人類能夢想，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樣重要的是有時能嘲笑一下自己的夢想。”

　　林語堂在《一夕話》中寫道：“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林語堂曾自我介紹：“我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語堂在上海某大學演講《關于讀書之意見》，他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么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么都懂，畢業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人世間》停刊，林語堂又創辦雜志《西北風》。他說，用西北風并無什么深意，淺一些說，我們認為西北風的尖銳，能使人興奮；不若東南風，使人感到軟綿綿的。

　　林語堂在一次演講中談到讀書，說學校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并不是真正的書。讀一部小說概論，不如讀《三國》、《水滸》；讀一部歷史教科書，不如讀《史記》。

　　林語堂自稱，成功秘訣是寫的東西必須是心得之言，有見地，有力量。

　　林語堂自詡為“一捆矛盾”。但在這番“矛盾”的自白中，卻沒有包括他最矛盾的兩句話：“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

　　林語堂說：“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莫過于問他喜歡林黛玉還是薛寶釵。假如他喜歡黛玉，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如他贊成寶釵，那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云，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幽默

　　第一個將英語單詞“humour”譯成中文的應該是國學大師王國維，但是，第一個將“humour”翻譯成“幽默”的卻是林語堂。英文“Humor”曾有多種譯法，王國維將它音譯為“歐穆亞”，李青崖意譯為“語妙”，陳望道譯為“油滑”，易培基譯為“優罵”，唐桐侯譯為“諧稽”，林語堂譯為“幽默”。林語堂解釋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諧趣必愈幽隱；而善于鑒賞幽默的人，其欣賞尤在于內心靜默的理會，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與粗鄙的笑話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結果，最終是林語堂的譯法普及開來，林后來也被稱作“幽默大師”。

　　愛國

　　“七七事變”后，林語堂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吶喊：“為了中華子孫能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該和日軍拼一拼啦！”　　

　　林語堂曾說，《京華煙云》是為“紀念全國在前線犧牲的勇男兒”。　　

　　抗戰期間，林語堂僅于1940年和1944年兩度回國，但他不忘撰文為國家宣傳，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責美國兩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國，反而賣廢鐵、汽油等物資給日本，間接協助危害中國。林語堂在《讀者文摘》上發表文章，強調國際面對的威脅不在炸彈，而在概念，他強調，文明一定會戰勝愚昧，侵略者一定會失敗。　　

　　1940年 5 月，林語堂偕夫人與女兒由美返國，在重慶北碚購置了一幢四室一廳的五居室作為住家。后來當他重新出國時，毅然將其住房捐獻給正處在困難中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并留下一封充滿愛國熱情的信給中國作家們。

　　林語堂結束第一次短暫訪問臺灣返美后，對美國政界興起“兩個中國”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國觀念錯誤，不了解中國人。他說，美國人想搞兩個中國，不但“不了解蔣介石”，“也不了解毛澤東”。

　　嗜好

　　煙在林語堂的一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飯后一支煙，賽過活神仙”這句話，就是他發明的。他把太太允許他在床上抽煙看成是婚姻美滿的標準，也可以算是天下“癮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語堂一生嗜煙，他曾經戒過一次煙，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語若干。他說：“從一個吸煙者戒煙的短期中的經驗的若有所失的感覺，最足以顯示吸煙的藝術的實際的價值。每個吸煙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思量的時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脫離關系的嘗試。”“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地戒煙三個星期。但后來終究為良心所驅使而重新登上正當的途徑。從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

　　七十歲在香港始與林語堂有深交的國學大師錢穆曾撰文提到林語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記憶中抗戰時在成都初次與林語堂見面，林語堂就是兩指夾著煙卷，一面抽煙，一面談話，煙卷積灰漸長，林語堂談話不停，手邊附近又沒有煙灰缸。錢穆一面看著，一面擔心若煙灰掉落，將有損主人地上美麗的地毯。林語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煙灰已長及全煙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卻依然像一全煙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語堂的兩指間”。后來他與林語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語堂的外相，“但語堂另有他內心之拘謹不放松處”，“語堂之幽默，在我認為，尚不專在其僅抽煙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煙灰不落之一面” 。

　　性情

　　1927年，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擔任了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地位僅次于部長陳友仁。9月，林語堂離開了武漢。這6個月，是林語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場生涯。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屬于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林語堂自認為是“吃植物的”，“決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終身的宗旨。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語堂的做人準則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個合情理、和氣、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個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諒別人的缺點，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語堂幾乎不會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兒所說：“父親心目中無惡人，信賴任何人。”住上海時，林語堂雇了一個小癟三在家里當差，他雇傭那個小癟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聰明。此人確很聰明，他會修理電鈴，會接保險絲，懸掛鏡框，還會補抽水馬桶的浮球。更讓林語堂開心的是，那家伙會修理打字機。　　

　　林語堂曾為自己做了一副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在臺灣陽明山，自己設計房子，用幾根西方螺旋圓柱，頂著一彎回廊，繞著的卻是一個東方式的天井。林語堂把在臺北陽明山家中的書房，命名為“有不為齋”。他受儒家“有為”的思想影響，也欣賞道家的“無為”；生活態度是以 “有為”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