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這個時候，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學界通稱的“中古史”。這是陳寅恪第一次學術轉向，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與抗戰有關。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父親陳三立這時已85歲了，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時，夢里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開始絕食了。五天后，陳三立死了。

　　為父親守靈的那些晚上，陳寅恪久久地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發。這時，陳寅恪由于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已經看不清東西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術，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陳寅恪最終選擇了不做手術，就是說，為了離開淪陷區，他放棄了復明的希望。

　　在為父親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陳寅恪攜妻將雛，離開了已經淪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離開北平之前，陳寅恪把他的藏書寄往將要去的長沙，但趕到長沙，還沒等到這些藏書，便又匆匆隨清華大學南遷云南。可是當書到長沙，竟悉數被焚毀在戰爭的大火中。

　　陳寅恪做學問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書上隨讀隨記，也就是古人說的“眉批”，眉批上寫滿了他的思考、見解和引證，這是他學術研究的基礎。書燒毀了，而他隨身帶著的常用的、備用的書，在繞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盜走了。這意味著，他以后的學術研究，將主要依靠他積攢的記憶了。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就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陳寅恪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他把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書基本上都看過，然后回過頭來，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個“寅恪按”，實際上是以論帶史，而絕對不是一個考據家。跟早年做的那種，從語文學到歷史學精細的對照，完全不一樣。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釋中古中國的架構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課題。比如對于文化種族的關注，對于家族的關注等。說陳寅恪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是因為他并不是在具體的領域里奉獻了什么具體的結果，而是說他開創了一個研究的范式。

　　這是兩本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著作。陳寅恪寫書的種種細節，至今仍被后世記憶著。在四川李莊的時候，鄧廣銘先生住在陳寅恪的樓底下，傅斯年對他說，陳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馬上跑上去。有一次鄧廣銘跑上去，看見陳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說我要快死了，我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我不寫完這兩稿，我不死。

　　在國際漢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劍橋中國史》在提到陳寅恪時，給予了異乎尋常的褒獎：“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關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學1939年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該校漢學教授，并于此后數年一直虛席以待。因為他們認為，陳先生是當時“最優秀的中國學者”。

　　“國可以亡，史不可斷”

　　就是這樣一位“最優秀的中國學者”，“一個天生的導師”，此時卻身處戰火之中，他的工作條件驚人地惡劣。陳寅恪之女陳美延回憶說：“父親工作的時候汗流浹背，在一個茅草房里，風雨一來，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種房子里頭，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一個小凳寫文章。”“他寫完，需要休息，就帶我出去散步，我那時候很小，就穿個木板鞋，在山上跑，滿山的映山紅啊……父親只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一種遠離戰亂的歡愉。”

　　“那時我還放羊，為什么放羊呢，因為實在沒有營養，只好買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給父親擠一點奶。那時候父親還能看得見，帶著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還問我，羊喜歡吃什么，羊的脾氣是怎么樣的，一只鄰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問為什么狗要在那兒撒尿做記號啊？說這些的時候他都挺開心的。”

　　由于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的視力急速下降。當他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到學期期末考試評卷時，他已經難以把學生的成績，及時無誤地填入欄格細小的成績單里了。為避免出錯，他只能無奈地讓大女兒代他把批好的分數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種《元白詩箋證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這天早上，陳寅恪起床后痛苦地發現，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他在成都的醫院做了眼科手術，但手術沒有成功。半年后，二戰結束，依然記得他的牛津大學，請他赴倫敦治療眼疾。然而數月奔波，他的雙目還是沒能看見光明。

　　在抗戰如此嚴酷的境遇里，陳寅恪頑強地為后世留下了他對中國唐代歷史的系統研究。他在大災難面前，恪守著一個民族的史學傳統：“國可以亡，史不可斷，只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歷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

　　永不熄滅的學術之光

　　抗戰勝利了，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由人攙扶著重新回到清華園，這時他57歲。失去了學者治學讀書第一需要的雙眼，他將如何度過后半生的學術生涯？

　　1948年，國民黨準備退踞臺灣，動員了很多學者離開大陸。陳寅恪對腐敗的國民黨極度失望，拒絕去臺灣。嶺南大學的校長、教育家陳序經邀請陳寅恪到廣州任教，因為他仰慕陳寅恪很久了，也因為他一直想把嶺南大學，也就是后來的中山大學辦成一流的高等學府。就這樣，陳寅恪在南國找到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國校園很美，一年四季樹木常青，但是陳寅恪看不見，他在黑暗中已經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憶，陳寅恪以前上課是很有特點的，講到深處，他會長時間緊閉雙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著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著眼睛，一如我們今天見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前，有一條白色的水泥小路。這是陳寅恪到嶺南后，當時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長陶鑄親自囑咐為他修建的，以方便陳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里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是倔強的。眼睛瞎了，對他是一種怎樣的毀滅，他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讓人讀到他內心的痛楚。據家人回憶，在最初的日子里，他變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歸于寧靜。

　　當他被人攙扶著回到清華園時，校長梅貽琦曾勸他休養一段時間。陳寅恪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么能叫教書匠呢？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錢不干活呢？”學生們回憶，陳先生說這話時，臉上雖是笑著，但讓他們感受到的神情，卻是嚴肅而堅決的。

　　一個瞎子被聘為教授，為大學生授課，在世界上實在是絕無僅有。清華為陳寅恪配了三個助手來協助他的教學和研究。這三個助手都是他當年的學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歡的一個。陳美延回憶道：“我父親喜歡的人是有一個標準的，一定要數學好，思維邏輯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數學特別的好，所以他們就可以無話不談。”

　　陳寅恪對助手說：“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實上，如同自然科學一樣，陳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個精確推導的過程。而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陳寅恪在游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確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

　　陳寅恪是以古代書院的精神授課的，師生之間以學問道義相期。后來成為陳寅恪助手的胡守為，清晰地記得這樣一堂課：那天他是唯一的學生。當他來到陳宅時，陳寅恪正在工作。在他來后，先生挪步到樓上，下樓時，竟鄭重地換了一身裝束：長袍。后任中山大學教授的胡守為說：“這件事對我的教育很深，這就是為人師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