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日記》的出版，解密他不為人知的千斛情淚；邵洵美遭魯迅棒喝，“盛家贅婿”不改“唯美”；張競生海外情場涉歷，春夢終竟無痕；田漢為愛成恨；周作人集外遺文痛罵陳西瀅；徐志摩日記歸屬大起風波……《民國的身影——重尋遺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為我們梳理種種文人往事，重建歷史現場。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報》報道說:“19日午后2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三十里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開山山頂，當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親往調查，見機身全焚毀，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認……”

　　報道中殉難的乘客就是詩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為他在各地舉辦了追悼會。追悼之余，由胡適領頭，組成編輯委員會，擬將徐志摩已發表的作品和未發表的手稿、書信、日記全部搜集，編成《徐志摩全集》，以盡對亡友的責任。這在同年12月5日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們在預備印行他的信里，選出一些使活人看來不至于紅臉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紀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對于此后生活毫無依歸的小曼，稍有補助。……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張將來由一個人保管(我以為叔華最適宜于做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這事情結果怎么樣。”

　　何以是由凌叔華來保管呢？原來徐志摩曾經追求過凌叔華，凌叔華可說是徐志摩的“紅粉知己”。徐志摩曾對陸小曼說“女友里叔華是我一個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種能了解他“靈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華也不只一次說過，志摩與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學者梁錫華就指出:“從年月可見，徐志摩寫這些親昵到近乎情書的私柬給凌叔華，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認識陸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虛、最傷痛、最需要填補的時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華近在眼前而又屬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動情并向她試圖用情，是自然不過的。”

　　基于對凌叔華的信任，1925年3月，當徐志摩決定歐游時(按:除赴泰戈爾之約，更重要的是為他與陸小曼的緋聞，而去躲避風頭的)，臨行之前他把一個裝有“天堂和地獄”案件的小皮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小皮箱就是后來大家通稱的“八寶箱”。箱子放有什么東西？據推測，有徐志摩的書信及平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散文或詩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兩本英文日記，那是1921與1922年間他在英倫和林徽因相戀的日記，通稱《康橋(Cambridge)日記》。據林徽因給胡適的信，談及還有《雪池時代日記》(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戀日記)。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歐游歸來，他與陸小曼的感情熱度并沒有遞減，反而急驟升溫。不久雙方各自順利解除婚約，徐、陸兩人終于在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董事會舉行婚禮。此時徐志摩忙得無暇顧及那個存放在凌叔華那里的“八寶箱”。到了婚后，他們移居浙江硤石及上海后，又顧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陸小曼看到的日記、書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沒有急著把箱子索回。而在這期間凌叔華也經歷了與陳西瀅結婚等人生大事及后來與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況，“八寶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華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歐游。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師梁啟超的病。他見著很多舊日的朋友，但此時凌叔華與陳西瀅已從日本返國，并在兩個月前與陳西瀅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見著凌叔華，人在武昌的凌叔華顯然沒有機會將“八寶箱”當面交與徐志摩。因此才有后來(1931年12月10日)她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后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才算物歸原主”之句。

　　凌叔華說她通過卞之琳，將“八寶箱”轉交給徐志摩。凌叔華不可能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從未與徐志摩謀面的人，這也難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發表長文，認為凌叔華的種種說法，是一筆糊涂賬。

　　但徐志摩在此時確實將箱子取走了，據1932年元旦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說:“……此箱偏偏又是當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華)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missing’)。”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從麗琳處取回箱子。總之，“八寶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來“八寶箱”怎會又在凌叔華的手中呢，那是兩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從上海到北平，在他與沈從文的接觸期間，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為對方寫小說，因為后來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珰女士》，發表在9月份的《新月》雜志上，當然沈從文也有意以徐志摩為原型寫成小說。徐志摩是把“八寶箱”提來要給沈從文看。沈從文后來是否看過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件事是沒錯的。

　　只是這次“八寶箱”中的東西是與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時代日記》在輾轉于硤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間，為陸小曼所見，被陸小曼給燒了。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陸小曼的日記，那是寫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歐游之后，因此肯定不會是在徐志摩歐游前交給凌叔華箱子前放進去的。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倫的凌叔華復信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說:“……至于志摩墜機后，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為志摩整理出書紀念。我因想到箱內有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記二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過我為他寫‘傳記’。為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志摩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為小曼日記內(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名也不包涵，想到這一點，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將‘八寶箱’交給他，要求他送給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適之日記上，仍寫志摩日記有兩本存凌叔華處……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發現……”從一些書信得知，胡適在第一時間(11月27日)從凌叔華處取得了箱子，打開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就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這個主意提醒了凌叔華，因為她手上原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來編輯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

　　凌叔華原本興沖沖地要去征集志摩的書信的，沒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給她志摩的信，還因十天前出于胡適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寶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華從“八寶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橋日記》，林徽因得了便宜又賣乖，凌叔華當然不會給她好臉色看的。或許是因為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或許為了讓凌叔華心理平衡點，她讓凌叔華帶走陸小曼的兩冊日記。這在后來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有說“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后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的字句。在凌叔華臨走前，林徽因說要到凌叔華家取《康橋日記》，凌叔華說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說她本想同凌叔華回去，但卻又不敢開口，于是約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華家取。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親自到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說:“昨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后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閑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知道凌叔華是有意躲著她，不愿將日記交出，林徽因把這字條交給胡適看了。而當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讀到，希望凌叔華能夠體諒。

　　12月10日，凌叔華給胡適寫信，信中雖有強調箱“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的原因，但凌叔華沒想到她原本是遺物的保管人，如今卻落得空無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寫這信是在試探胡適對此事的態度。胡適如何響應，目前無從知曉，但他是比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會把箱子交給林徽因。

　　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橋日記》，葉公超都看過，再不拿出來恐怕說不過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華也留了個字條說“怕你急，趕早送來”的話。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頁的半本日記(始自1920年11月17日)，發現與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記銜接不上，這半本日記的最后一句是“計劃很糟”，“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也就是這后面還缺了一大段。林徽因當時是氣急敗壞的，后來她又去找胡適求助，于是胡適在12月28日寫信給凌叔華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余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注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里，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全材料。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替凌叔華設想到，但又處處進逼，讓凌叔華無法回絕。凌叔華接信后當曾立即向胡適響應，因此胡適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釋，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連寫了兩封長信給胡適的舉動，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氣曲折說瞎話。此次因為叔華瞎說，簡直氣糊涂了……女人小氣雖常有事，像她這種有相當學問知名的人也該學點大方才好。現在無論日記是誰裁去的，當中一段缺了是事實，她沒有坦白地說明以前，對那幾句瞎話沒有相當解釋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會撕的，小曼尚在可問)。關于我想著那段日記，想也是女人小氣處或好奇處、多事處，不過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覺得慚愧。實說，我也不會以詩人的美諛為榮，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為辱。我永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么可羞慚(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紀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說她急著要《康橋日記》(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話說得很輕松，其實是因為那有著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這日記落到別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談到我們英國一段事，說到他的《康橋日記》仍存在，回硤石時可找出給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給我，因為他知道我留有他當時的舊信，他覺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緣故。

　　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后，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胡適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記中說:“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平鬧得滿城風雨，鬧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頁。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頁，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還日記的原書。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

　　胡適得到凌叔華送來的《康橋日記》，無疑轉給了林徽因。林徽因在這之后的一封給胡適的信中，明白地表示，這些日記在當時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著用這些材料作傳，目前“只是收儲保存”。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說:“我1982年為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紅衛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時特向金岳霖打聽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話說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愛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過世后，確是“有人有意”讓它消失于人間了。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