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出發：懵懂歲月的文化記憶

　　我們試圖去尋找30年前最早萌芽的那棵嫩芽，希望能借此找回那個被遺落的帶著最初夢想的行囊

　　有一本雜志叫《今天》

　　那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發行的文學刊物。可在80年代，關于詩歌的熱潮，來得蜂擁，卻轉瞬即逝

　　本刊記者/孫冉

　　詩歌的第一波浪潮仿佛比其他來得更早。在1970年，當大多數年輕人在面對上山下鄉的困窘中迷失的時候，一部分年輕人以詩歌的名義得以浮出水面來透口氣。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個早春。郭路生的一首《相信未來》，最早的打開了那一代人心靈的窗戶。“堅定的相信未來／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相信未來，相信生命”。

　　中國新詩的傳統自此開始了。

　　此后的整個70年代，詩歌都維持在地下潛行。

　　但真的到了80年代，詩人們都浮出水面來透口氣，而詩歌的熱潮，卻是來得蜂擁，轉瞬即逝。

　　詩歌在懷疑和迷茫中發芽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點零八分，一列火車滿載去山西插隊的知青，緩緩馳離了北京站，站臺上送別人群的哭聲和淚雨、冬日夕陽下的北京城都在轟鳴的車輪聲中遠去，列車在加速。望著滿車廂青春熱血的戰友們，北京市25中67屆高中畢業生郭路生，就著昏黃的車燈，在一張白紙上即興寫下詩行：“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動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這首描寫知青上山下鄉告別北京的驚心動魂的詩，以后在廣大知青中不脛而走，廣為流傳。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陽插隊時經常給知青們朗誦他寫的詩，每次聽到《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時，知青們往往淚流滿面，因為它抒發了一代人輝煌夢想的破滅和蒼涼青春的呼喊。

　　郭路生出生于山東朝城，母親在行軍途中分娩，起名路生。他15歲便開始創作《海洋三部曲》長詩。文革前夕，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中形成一個“文藝沙龍”──“太陽縱隊”，發起人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還有牟敦白、張朗朗，他們經常通霄達旦探討當時敏感的一些哲學問題和文學觀點，郭路生也曾出入這個沙龍，深受他們思想探索精神的影響。

　　文革期間這個文藝沙龍被查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 張朗朗流亡南方, 在好友王東白的本子上寫下“相信未來”四個字。郭路生則以此為題，寫出那首著名的詩《相信未來》。

　　1968年，當年輕人們開始懷疑此前的一切，帶著迷茫被灑向廣闊農村的時候，郭路生的這首《相信未來》給當時的年輕人一絲希望。在他們眼里，所謂詩歌，此前僅僅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的大無畏。

　　當時在圈內的人普遍覺得，《相信未來》似乎明顯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致西伯利亞囚徒》等當時在知青中廣為傳抄、朗誦的詩的影響，高貴、堅貞、悲壯而又溫情脈脈，是一種活生生的生命體驗和自我情感的體驗，沒有虛假的標語口號，拋棄了政治禁錮和意識形態的桎梏，從而恢復了詩的人性與文學性。

　　那時候，在北京最時髦的青年文本是《麥田里的守望者》和《帶星星的火車票》，還有郭路生的《相信未來》。

　　詩人和他的詩迅速在上山下鄉的知青中間躥紅，也同樣征服了在城市里蝸居的青年。不久一個年輕人，對著郭路生的《相信未來》說出了，“我不相信！”

　　城市里的地下沙龍

　　年輕人叫趙振開，生于北京。

　　那個年代，北京年輕人有關青春的記憶，都與頤和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趙振開當時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大多數年輕人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在河北蔚縣山里憧憬著外面的世界。

　　1970年的那個春天，在他的記憶里來得特別早，這大概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回憶美好事物普遍充滿的感情。趙從河北蔚縣工地回北京休假，與同班同學曹一凡、史康成相約去頤和園。

　　在“上山下鄉”運動大潮中，這幾個年輕人屬于留守城市的另類。那時候，城里的年輕人們都走了，北京近乎空城，頤和園更是人煙稀少。

　　這里成了留守年輕人聚會的地方。

　　趙振開至今還記得，當時史康成站在船頭，挺胸昂首朗誦了一首詩，“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讓在場的人不禁為之動容。

　　這正是郭路生的《相信未來》。

　　趙振開在后開的回憶里記述，郭的詩像一個時代的和弦，一下子就觸動了他某根神經。

　　眾人問，此人是誰，那時候郭路生已經有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名字，食指。

　　那時每年冬天農閑，年輕人都紛紛回到北京，互相交換書籍，很多人開始寫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學文化沙龍。北京有一個比較大的沙龍，女主人徐浩淵是個傳奇人物。“文革”期間，她曾裝成乞丐到農村去了解農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過兩次牢。70年代初，她周圍聚集了一批人，多是業余的知青詩人，這個圈子后來成為“白洋淀詩派”的產床。

　　當時，沙龍中的核心人物一個是岳重，一個是栗世征。他們都來自白洋淀，插隊三年。

　　岳重很有天賦，其父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劇，家中有4000冊藏書。這決定了他成為沙龍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15歲時，已將黃皮書(文革期間內部發行的文學讀物)閱盡。19歲即寫出《三月與末日》等8首長詩，此后一歇筆就是15年，他的經歷是神童式的：中學數學補考，笛子拿來就會吹，畫的漫畫讓每個被丑化的人都開心之至，后來到農村無師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頭高歌幾聲就進了中央樂團。

　　1973年以后，徐浩淵的沙龍被關。再后來，岳重和栗世征開始寫詩，他們筆名一個叫根子，一個叫多多。

　　屬于昨日的《今天》

　　這期間，趙振開一邊做他的建筑工人，一邊游走于各種城市間的沙龍。

　　那段時間，他結識了北京沙龍的另一個主角，趙一凡。

　　趙一凡在他的沙龍中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傳播書籍，致力于對“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啟蒙。

　　正因此，在趙振開眼里，趙一凡已經不止是個沙龍的組織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啟蒙的盜火者。

　　趙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齡大，朋友圈子廣，自然成了傳播地下詩歌核心。

　　這個地下沙龍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組織詩會，交流心得，是沙龍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

　　對于文革一代的年輕人，組織詩會的確是一種頗具優越感的經歷。而用當時的世俗眼光來看，趙一凡無疑屬于一個“精神教唆犯”，一個隱蔽很深的“現行反革命”。

　　終于，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命運最后降臨到了他的頭上。

　　以趙一凡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擴大，不少文學青年以及關心政治的青年不斷出入這個沙龍。趙振開還記得，那一年，年輕人們頗為活躍，許多青年經人介紹與趙一凡相識、交談，并建立通信聯系。青年們聚集在沙龍中，不僅談小說、詩歌、樣板戲，也談政治。

　　這一年的冬天，在趙振開的回憶錄里，特別記述了與趙一凡的一次徹夜長談。

　　他們談到各自的經歷，談到革命，談到十二月黨人，談到俄國文學。北島才知道趙一凡的生活里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從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戰，去過蘇北和魯南等根據地。革命對他來說是天經地義的，讓他感到困惑的是當時的政治高壓。

　　當時的趙振開后來暗自感嘆，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到這一年底，趙一凡的沙龍受到了警察的“圍剿”。 這個圈子被定名為“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

　　這一事件，對趙振開的影響很大，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由于和趙一凡的朋友關系，他也做好被捕的準備。他在回憶錄里寫道，第一次經歷的恐懼是刻骨銘心的，半夜有汽車經過都會驚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時終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戲。

　　慶幸的是，最終“災難”并未禍及他。

　　到了1977底，政治空氣逐漸寬松。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發表，標志文藝界開始自我解凍，一年之后，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轟動，連同稍后出現的話劇《于無聲處》、小說《神圣的使命》，被視為接踵而至的傷痕文學的發端。與此同時，在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墻，《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論壇》等一批政論性刊物應運而生。

　　這個時候，趙振開打算和朋友辦一份刊物，實現自己的文學夢。

　　在一間租來的農民房，圍著一臺破舊的油印機團團轉，幾個人忙了三天三夜，一份雜志就問世了，叫《今天》。

　　趙振開和朋友們蹬著平板三輪車一天內跑了幾十里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張貼自辦的文學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內容，但自辦刊物這種形式本身足已使他們這些年輕人興奮不已。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發行的文學刊物。地下詩歌終于得以浮出水面。

　　沒有想到的是，《今天》一經問世就火了，連帶著火起來的還有詩歌和詩人。

　　在后來的年代里，在詩人芒克的回憶里，顯得如鬧劇一般。

　　80年代，芒克去西安參加詩會，當時被臺下狂熱的青年們追得走投無路，躲進了后臺。詩歌的擁躉們隨即沖進來，朝著他喊“詩人呢？”他用手指了指門外，這幫人蜂擁而去。

　　兩年后，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

　　那時候，趙振開也有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名字，北島。知道食指的已經不多，那個名字已經屬于文革一代的記憶。關于詩歌的熱潮，也像芒克的那個故事一樣，來得蜂擁，轉瞬即逝了。

　　如今，一些依然熱愛詩歌的人在香港的一隅繼續出版發行《今天》，但它已經不是當年的《今天》，而是糅合了詩歌、小說、散文等文體的綜合性雜志。去年12月，它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創刊30周年紀念，北島、芒克、舒婷、嚴力、翟永明等等都到了，而之后的報道中，慶祝會的風頭被現在更多人認識的賈樟柯、李零、高名潞、李歐梵等人占去了。 ★

　　(本文參閱了廖亦武《沉淪的圣殿》、徐曉《半生為人》、芒克《瞧，這些人》等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