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逆境

　　在審查期間，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已經無法工作，實際上已經被停職。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審查小組寫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

　　報告中寫道：這部小說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

　　康生等人將審查報告報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無定論時，康生卻進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圍。在下一步的專案審查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借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干部。他公開說：“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為了打“西北山頭”，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級干部陸續調到北京“學習”，要求他們提高認識。在“學習”中，許多人被誣陷為“習仲勛反黨集團”的成員。接著，康生對《工人日報》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中宣部進行追查，凡是表態支持發表小說《劉志丹》的，都挨了整。

　　康生等人不僅迫害習仲勛，還想借此機會迫害原西北地區一大批老干部。他們逼迫習仲勛交代是否有“反黨聯盟”，說，只要講出有些什么人，這些人說了什么，你的問題就減輕了。但是，習仲勛卻在自己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不畏權勢，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絕不按康生等人的“引導”編假話。他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堅決而肯定地表示：這件事和他們沒有任何關系。

　　康生在羅織了不少材料后，報中央，并且提出了“處理”習仲勛等人的建議。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同意康生的“重處理”意見。面對康生等人羅織的材料，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可能親自去核實，但他們堅持認為，對習仲勛要按黨內矛盾處理，不僅要保留黨籍，還要按照黨的領導干部安排工作。在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情況下，毛澤東和周恩來堅持要

　　給習仲勛妥善安排。就是在這兩種意見下，中央做出的處理決定是：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1965年，習仲勛到洛陽機器廠上任。

　　康生主持專案審查習仲勛，故意拖延時間，其實，他們也根本沒有著手進行查證核實。康生的目的是，把這件事無限期地拖下去，直到把習仲勛拖垮為止。因此，他們對習仲勛的審查，直到“文革”爆發尚未結束。

　　“文革”期間，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為非作歹，對習仲勛等人的迫害也變本加厲。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又搞出一份審查報告，報告中直接誣陷道：《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后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四大罪狀中的要害有兩條，一條是為高崗翻案，另一條是為習仲勛

　　篡黨制造輿論。康生還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于是，許多西北局的老干部都被揪斗。康生還把小說《劉志丹》的事，捅給姚文元，指使姚文元打棍子。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時，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劉志丹》一書。姚文元當時已經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的文章又是在黨報黨刊上發表的，有了這個前提，在此案中蒙冤的人遭到進一步的迫害。習仲勛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押、監護長達8年；其他一些黨內高級干部也遭到迫害，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被關進監獄，有的被迫害致死。

　　1975年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習仲勛被解除監護，但他的所謂“反黨問題”仍然沒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