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這點事兒

　　是否可以像這些節目一樣輕松些，更多一點派對的味道，更少一點觀念的教化，真的讓春晚就是一場聯歡？

　　撰稿·黃平

　　剛剛過去的一年，注定是難以言說的一年：從年初的暴雪開始，經歷圣火傳遞的受阻、汶川大地震的慘劇，一系列密布的“天災”以及撕裂著社會共識的“人禍”，沖淡了“奧運年”想象中的喜氣祥和。尤其是年底全球仍在擴展的“經濟危機”，為新的一年籠罩上陰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主旋律”、“娛樂”為雙核的春晚，面臨著棘手的難題。

　　今年的春晚，在定位上從“盛世大聯歡”調整為“中華大聯歡”，淡化了以往樂觀高亢的調子。不過，面臨危機的年份，節目承擔的“主題”往往得到強化，只不過這種方式更為隱蔽。比如主持人的微調，善于處理重大主題的白巖松取代了更傾向于娛樂的李詠；一向似乎與“主旋律”毫無關系的周杰倫，在春晚的舞臺上唱的也是《本草綱目》，“如果華佗再世，崇洋都被醫治”，“讓我來調個偏方專治你媚外的內傷，已扎根千年的漢方有別人不知道的力量”，這近乎是Rap版的《歌唱祖國》。當然，最集中體現“春晚”隱秘的主題的，依然是語言類節目——指涉的“社會現實”越多，越方便執行“文以載道”的任務，這方面相聲小品>歌曲>舞蹈>雜技魔術等等。語言類節目主旋律化不算什么新穎的發現，饒有意味的，是如何主旋律化，以及節目內部微妙的“不協調”因素。

　　微妙的“不協調”

　　“重大題材”是語言類節目歷年來的重點，今年更是得到了明顯的強化，九個節目中有超過半數的五個節目分別涉及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祖國統一”、“奧運”、“金融危機”。第一個語言類節目《我有點暈》，由闊別春晚五年之久的曲藝界“老領導”姜昆出場，承載著政治意味最重的主題“改革開放三十年”。這個相聲依然使用這類節目最常見的敘事框架，借助時間的線索，比較三十年來的變化。令筆者有點吃驚的是，作為歷史親歷者的姜昆，得出的結論是有點“政治不正確”的“暈”。而且，他舉的第一個例子就非常辛辣：當年的春晚是“一個人唱八首歌”，現在的春晚是“八個人唱一首歌”——當然搭檔戴志誠要立刻給出“蒼白”然而“正確”的解釋：“現在人才多。”從這個例子開始，姜昆列舉的一系列對比的例子，“現在”都是“負面化”的，不過這種負面化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生活瑣事”的范圍內，關乎的大都是“身體”的解放——比如裸體結婚照與當眾親吻。顯然，這個相聲需要一次急轉彎式的突轉，回歸到“主題”上來，戴志誠提示姜昆你的“暈”是因為社會“多元化”了，姜昆隨即恍然大悟般地“點題”：“中國變大了，世界變小了。”

　　用高中語文老師經常教訓學生的一句話來說，這篇“命題作文”的“論點”和“論據”脫節了，“八個人唱一首歌”證明了什么或有爭議，但是怎么也無法證明“中國”因此“變大”了。也不算奇怪，畢竟“春晚”是“雙核”，“主旋律”需要與“娛樂”相協調，這種“論點”嚴肅“論據”不倫不類的現象，基本上貫穿春晚所有語言類節目，保持著一種微妙的“不協調”。且看第二個節目《團團圓圓》，分別來自“臺北”與“北京”的相聲演員競聘“團團、圓圓”的飼養員，在心照不宣的“主題”下，兩岸的相聲演員必須安排些“包袱”，使得這個節目像一個“相聲”。可以理解，這些“包袱”非常拙劣，貧乏到甚至于借助往屆春晚的笑料，諸如“手機中的戰斗機”之類。唯一不含糊的就是結尾處的點題：“北京”的演員用“普通話”翻譯了“臺北”的“閩南語”：“海峽兩岸盼團圓”——雙方的障礙似乎僅僅是“語音”這種技術性的，而不是“語意”本身。

　　盡管《團團圓圓》已經顯得十分凌亂，但是如果要評選最差的節目，筆者投給第三個關乎“重大題材”的語言類節目一票：黃宏等人的《黃豆黃》。小品的笑料十分低俗，除了拿輩分的混亂(“爸”和“大兄弟”)開玩笑外，就是不斷地圍繞老年人的“性事”做文章，比如黃宏開場標志性的順口溜：“年青人，談情說愛太墨嘰；我們老年人，直截了當，‘更高、更快、更強！’”還有“占有”和“戰友”之類，筆者委實不知道幽默在什么地方。此外，這個故事的邏輯也是講不通的，顯然“糧油公司”的“尤總”早已經洞悉一切，但是為什么不揭穿黃豆黃的表演？這種情節的突轉顯得非常別扭(趙本山的小品同樣有這個問題，“搜狐”的丫蛋知名度那么高，為什么沒有一開始就告訴老畢，軟廣告做得同樣生硬)。

　　除此之外，這個小品的主題更是值得琢磨。在表面上，這是一個將奧運“民族化”并且予以歌頌的主題，結尾處演員們排成一列將“小品”轉化成“詩朗誦”這一“高級文類”來凸顯主題的偉大。然而，這個小品還包括著另一個潛在的主題。身后的墻壁上掛著“種糧大戶、致富模范”的黃宏，身份是小品中非常少見的“豆農”，稍稍了解農業領域現狀的讀者，都會清楚豆農目前的尷尬處境。另一方的“糧油公司”的尤總，卻同時扮演著“賜予者”、“智者”、“善人”多重體面的角色：開幕式門票是他獎給這個準模范員工的；早就發現了黃豆黃的表演卻沒有說破；體諒地把開幕式的禮包帶了回來……總之，“尤總”將他與“豆農”的關系概括為“你種豆、我煉油”的資本與勞動力的“平等合作”(一個細節卻暴露了二者的等級關系，村長一再警告黃豆黃不能演砸了，因為這關系到尤總的收購合同)。作為資產者的尤總與豆農的關系如此溫馨和諧，現實中“大豆危機”卻不斷出現，藝術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筆者不知道哪一個更荒誕。

　　《北京歡迎你》同樣是關于奧運題材的，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節目對于“志愿者”的理解：“志愿者都是千挑萬揀選出來的，代表的是中國的形象。”這種明顯違背志愿精神本意的理解，卻似乎是部分國人的共識，這種現象本身足可悲哀。整個節目就是在這種邏輯中展開的，笑料集中在郭達、蔡明這兩個冒牌志愿者技能上的“缺陷”：兩個人不懂“外語”。經歷了拉肚子的韓國人與正常問路的美國人之后(這種國別的“設計”很有意思)，這種“缺陷”的彌補，是遇到了“缺陷”更為明顯的對象——說不好普通話的廣東人。整個節目就是在歧視性的邏輯中不斷推衍，在這個意義上，郭達、蔡明確實是不合格的“奧運志愿者”。

　　最后一個觸及“重大題材”的語言類節目，是馮鞏等的相聲劇《暖冬》。和前面的節目相比，馮鞏的長處是“笑料”與“主題”結合得相對圓融，然而，這個節目的主題卻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以女性的歸屬象征國別的競爭，指認美國的“寒冬”為中國的“暖冬”。細心的觀眾會發現，小品其實觸及兩次“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與美國金融危機，馮鞏的女友十一年前離開了他，正好是亞洲金融危機惡果浮現的年份。仿若一次報復，十一年后危機在彼岸發作，馮鞏重新贏得美人歸，而且近乎夢囈地表示，“現如今，多少彼岸的金發碧眼眉清目秀的貴族千金，哭著喊著要拿中國的綠卡”。且不論這個節目將女性“物化”的內在歧視(這種邏輯與馮鞏2006年的作品《跟著媳婦當保姆》完全一致)，這種對全球化的“金融危機”的膚淺理解以及幸災樂禍的民族主義情緒，暴露著相關人員的狹隘——可笑的不是歸國的女人，而是這種意淫、自大的小市民心態。

　　平民喜劇

　　今年“重大題材”節目的龐大，壓縮了其他題材的數量。勉強歸為以往“市民喜劇”的，只有《吉祥三寶》與《五官新說》。且容筆者刻薄點說，《五官新說》讓人印象最深的是董卿的口誤。如果一定要挑出優點，這是春晚唯一的一個“諷刺性”節目，批評的卻還是“闖紅燈”這類“不傷大雅”的“違規”。

　　《吉祥三寶》的糟糕程度，倒是和《黃豆黃》有得一比：一樣是筆者厭惡的為“底層”假惺惺代言的偽飾之作。小品里有三套話語：第一種是“我驕傲”的自夸，劉濤扮演的保安不斷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咱們在祖國的心臟——北京做保安，就是胸脯肉啊”；第二種是“好日子”的悲情，小保姆聲淚俱下地表示對哥哥的理解，“俺知道你是想讓俺過上好日子啊”；第三種是“保安”與“公安”都一樣的和諧，“兩個保安一個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寶”，“我們三個就是快樂吉祥的一家”。第一套話語是勸慰劉公安的假話，第二套話語是叮囑妹妹的真話，整個節目的邏輯，反而是“假話”輕易地戰勝了“真話”，在那個據說“都是社會的精英”的小區門前，三個操著明顯河南話(注意這種語音的設計)的打工仔，以“快樂吉祥”的方式給出大團圓的結局。體制化的“公安”與容納大量打工人員的“保安”兩種不同的身份，乃至于“北京”與“河南”的不同文化想象，真的就此抹消了差異了么？

　　軍旅題材作為一種必要的平衡，和往年的《軍嫂上島》一樣，再次出現在春晚的舞臺上。就《水下除夕夜》而言，依然是常見的軍旅題材的“范式”：表現性格單純的軍人生活條件的艱苦(在小品中分為三組：住、吃、感情)，然而對“祖國”的熱愛將戰勝一切困難，節目往往在悲情的誓言中結束。今年唯一的變化，是軍人的身份發生微妙的轉移：這是一群“潛艇兵”。了解當下軍事格局的朋友自是清楚，在沒有航母制衡的情況下，號稱“水下幽靈”的潛艇是我國關鍵的海戰利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潛艇兵們饒有意味的拜年：“請放心!”

　　疲憊的趙本山

　　趙本山的小品是無法歸類的，作為語言類節目眾所周知的核心與保證，趙本山享受著一定的“特權”。不僅僅是《不差錢》達到了驚人的24分鐘時長，創下了歷屆語言類節目的紀錄；更關鍵的是他的小品是唯一的基本擺脫“主題”限制的，各個方面對他所期待的，就是提供最好的“娛樂”。

　　可惜，趙本山確實老了，不僅僅是一聲又一聲的咳嗽，更是明顯的重復。前幾年《昨天·今天·明天》、《賣拐》兩個系列分別接二連三推出續集，已經有江郎才盡的嫌疑。今年的《不差錢》貌似新作，但是和去年的《火炬手》何其相似，同樣是面對選拔機制的農民的“洋相”，同樣是不斷聯系去世的親戚(“媽”和“姥爺”)，同樣是在麥克前的語無倫次(“我是水貨”和“我感謝你八輩祖宗”)。而且，趙本山連這些“包袱”也懶得自己拋出來了，推出“接班人”的意味非常明顯。如果說有所新意，就“新”在小沈陽和毛毛“東北二人轉”的搞笑方式：性別錯位、異裝打扮、扮怪臉、發怪音、模仿流行歌曲等等。這些盡管是東北各個劇場二人轉表演的“規范動作”，但是出現在春晚的舞臺上依然顯得“新穎”。然而，不必比較魏三、孫小寶在2006年的《明日之星》中真的只能以“明日之星”自我安慰的例子，對于將“主旋律”始終擺在第一位的春晚，除了跟著趙本山在《小崔說事》、《不差錢》中偶爾以“歌舞”、“娛樂”的方式露個臉外，“二人轉”是不可能正面登場的。今年在疲憊中敷衍過去，明年呢？

　　某種程度上，整臺春晚其實也處在這種尷尬的處境里。筆者注意到在網絡上，不是什么《黃豆黃》或是《吉祥三寶》，反而是被邊緣化處理的魔術與縱貫線組合大受歡迎，看著唱起“當車聲隆隆，夢開始陣痛”的羅大佑們，筆者也由衷地為老家伙們喝彩。是否可以像這些節目一樣輕松些，更多一點派對的味道，更少一點觀念的教化，真的讓春晚就是一場聯歡？每年這個問題都會被問起，每年的答案卻又總是遺憾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