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漢年再次接我去見恩來同志。汽車開到外灘一座花紗布交易所的樓前，我們下車上了三樓，看到里面有兩間寫字間，外面還掛著一塊黑底金字的招牌，什么名稱我沒記住。外間屋子里放著幾張辦公桌，坐著十幾個人，有的在抄表格，有的在打電話，還有的在做交易所里的各種業務工作，真好像一個熱鬧的交易生意場所。

　　我們直接走進了里間，見恩來同志正坐在一張寫字臺前，聚精會神地在觀看墻上顯示的花紗布行情價格升降表，儼然是一位大老板的派頭。見面打了招呼后，康生和潘漢年就離開了，恩來同志親切地詢問我最近身體怎么樣。我說，已經好多了。他囑我注意健康，又表揚我成功地營救了關向應同志，然后對我說，自從顧順章叛變后，敵人在四處造謠，說他已經叛變自首了，問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謠，揭穿敵人這種卑鄙無恥的伎倆。我坐在書桌旁凝神思索了一會，覺得恩來同志五四運動期間在天津“覺悟社”的代號為“伍豪”，后來又用作在黨中央刊物《紅旗》雜志和《紅旗日報》上發表文章時的筆名，為黨內外許多人所熟知，便馬上拿起筆來起草了一篇稿子：“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啟事：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恩來同志看后，覺得很滿意，當場就夸獎我說：“慕蘭，你真是我們的女諸葛，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啊！這件事就請你先去和陳志皋律師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辦得既有成效又妥善無虞吧！又說，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漢年同志也很機警能干，你們倆配合得很好。黨組織會派人與你經常保持單線聯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當時，他并沒有告訴我中央已決定調潘漢年去蘇區工作。那時，毛澤東等所指揮的紅軍已經取得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個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面積和250萬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形勢很好，急需干部開展工作。而白區的工作形勢嚴峻，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由于黨中央的領導受到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等人錯誤路線的危害，加上掌握中央核心機密的顧順章、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使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機構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同志被捕甚至犧牲。中央覺得上海的環境太惡劣，把黨內那么多具有很強工作能力和豐富斗爭經驗的領導干部都集中在上海，非常危險，也不能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因此決定把中央機關的許多干部有組織地分批撤退、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去。這樣，既使他們能大顯身手，更有作為，也是客觀斗爭環境所迫，不得不如此。不久，黨中央也被迫離開了上海，前往江西瑞金。到后來，在上海只留下中央特科的一部分同志以及少數負有特殊使命且又有較好社會身份或工作掩護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員。這些留在上海白區堅持斗爭的黨員，不少人從此就不能再過組織生活，只能跟組織保持單線聯系了，這是中央根據形勢變化所采取的應變措施！

　　與恩來同志告別后，我拿著起草的稿子找陳志皋商量。陳志皋說：“能為《紅旗》的撰稿人辯護，是非常光榮的，我決不推脫(他很欽佩伍豪寫的文章，但那時還不知道就是周恩來)；但是照這樣的做法，啟事一旦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后，南京國民政府肯定會追究此事，向我查問：是誰介紹認識這個伍豪的？或是誰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這個啟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別忙，讓我再仔細考慮考慮，想出一個既能公開辟謠，又萬無一失的安全辦法來。”

　　1932年2月，從16日起，敵人公然在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出了所謂的《伍豪啟事》，造謠說“伍豪”等243人聯名脫離共產黨。《申報》是拖延到2月20日才連續兩天登載的，但他們緊接著又在2月22日以申報館廣告處的名義在廣告版登載：“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想用這種前后矛盾的說法，使細心的人看出所謂的《伍豪啟事》是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