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0日電  南京大報恩寺出土七寶阿育王塔后，引發了各界的廣泛關注。而應不應該打開“金棺銀槨”，各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香港文匯報今日刊登署名“張敬偉”的文章，作者認為，南京七寶阿育王塔應該有很清晰的歷史文化考古路徑，不能有任何存疑。打開“金棺銀槨”并無不妥，如果真的有“佛頂真骨”，哪怕只是影骨，其考古價值和文化價值都將遠遠超過所謂的“十大考古發現”。

　　文章中稱，近日，被佛教界和考古界稱為“驚世發現”的南京大報恩寺已被提交參評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憑借其出土文物，有能力沖擊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但，要實現這個榮譽，一個是要確認和核實遺址年代，在斷代上不能存在疑竇；另一個是確定該處遺址的目的和用途。重要的是，是清理出所有的文物，而且必須是國寶級的文物。南京七寶阿育王塔應該有很清晰的歷史文化考古路徑，不能有任何存疑。

　　南京七寶阿育王塔的發現過程，是一個剝繭抽絲的破解歷史文化迷霧的過程。

　　出土該塔的地宮就是一個不解之謎。早先考古人員是擬對南京大報恩寺的地宮進行考古發掘，南京大報恩寺據傳是明成祖朱棣為其朝鮮籍生母所敕造。然而有心栽柳的考古人員卻無意得花，發現了不屬于大報恩寺的驚世鐵函和七寶塔。史學泰斗蔣贊初教授認為，該處遺址有四個地宮，一個是最早的阿育王塔地宮，兩個是梁武帝復建塔時的南朝長干寺地宮，再一個就是至今沒找到的明成祖朱棣建的大報恩寺地宮。

　　這個地宮屬于宋代長干寺，因為包圍鐵函的石板上有一塊寫著“金陵長干寺”字樣。長干寺始建于東晉，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改為天禧寺。由于地宮內出土的銅錢屬于宋代，這說明該地宮最后一次瘞埋時，當屬于宋真宗天禧二年前的事情。

　　這就排除了該地宮屬于大報恩寺的推斷。

　　考古學家已經論定，這座塔的制造地在揚州，制造時間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但是疑惑又來了，如此高規格的七寶阿育王塔究竟是民間奉養還是皇家供奉？據悉，宋真宗祥符年間，長干寺地下的佛祖舍利常常顯靈。為此，真宗敕命重新整修長干名寺，并在寺內放置9層“圣感舍利塔”。就此論證，七寶阿育王塔具有皇家供奉的特點，但是出土的實際情況卻大異其趣。因為從鐵函內發現的文字看，供奉者卻是來自民間，供奉人的名字都是稀松平常的“三哥”、“四郎”、“大娘”等。而且，在塔基上還發現了“皇帝萬歲”等字，更說明這座七寶阿育王塔的民間屬性。

　　鐵函、寶塔斷代為宋，是經當時的皇帝真宗批準，供奉人為民間人士，算是解開了寶塔修造的時間和供奉人的難題。不過，既然是宋代敕造，七寶阿育王寶塔又何以描摹南北朝時代的瘞埋習慣？五代以前，佛塔舍利瘞埋極其奢靡，南北朝時就有“九重錦繡”包裹舍利和供奉物的習慣，唐代達到高峰，不惟皇家供奉如此，即便是達官顯貴也是以錦繡多重包裹供奉寶塔。南朝宋梁武帝事佛極篤，就常常用“九重錦繡”包裹重要的佛家圣物。

　　此外，再看南京七寶阿育王塔的遺跡用途。

　　南京七寶阿育王塔，外有一層石函，內附兩層鐵函，貼塔身的則是以錦繡包裹，似乎符合梁武帝時的瘞埋習慣。而據見戴俊英《中國古代的舍利的瘞埋制度》介紹，宋代舍利塔基的考古發現足有十余處，舍利寶函除頭層石函外，內里多為各種材料的函盒、瓶子或佛塔、佛像等，內含金銀棺槨的很是少見。

　　這種不合宋代舍利瘞埋禮制的做法究竟是為了什么呢？南朝長干時金陵長干寺已是香火很旺之地，加之梁武帝好佛推動，長干寺才傳承到宋。從南朝梁到五代末，這里的地宮瘞埋物應該很珍貴而且很豐厚，要不然該處舍利也不會在宋真宗時顯靈。熟悉歷史的人們都曉得，宋真宗本人信道勝于信佛，但是這個皇帝特別迷信，其在位時就制造了天降祥瑞和天書封禪的鬧劇。聯想到長干寺整修是在此處舍利顯靈之后，并在大中祥符(大搞迷信祥瑞而得年號)年間整修該寺，敕造七寶塔。筆者以為這處寶塔極有可能是金陵民間人士以討好宋真宗而以南朝宗教禮制來瘞埋的，在當時看來，也許這是一出偽托宗教的政績討好工程。

　　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七寶阿育王塔的出土文物。在鐵函出土之時，考古學家卻發現這樣的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感應舍利十顆”、“佛頂真骨”、“諸圣舍利”、“金棺銀槨”和“七寶阿育王塔”等。現在，七寶阿育王塔已經驚世現身，人們最關心的就是何時打開“金棺銀槨”，看看里面是否存在“佛頂真骨”。遺憾的是，相關權威人士已經表示現在打開“金棺銀槨”的可能性很小。這就意味著，七寶阿育王塔最可珍貴的文物有可能成為解不開的謎團，而這也成為制約其參評十大考古發現的硬傷。

　　筆者以為，打開“金棺銀槨”并無不妥，因為法門寺早就有打開重現佛指舍利的先例，從而成就了佛教界的一大盛事。試想，如果七寶阿育王塔真的有“佛頂真骨”，哪怕只是影骨，其考古價值和文化價值都將遠遠超過所謂的十大考古發現。

　　(張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