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征集到《陳寅恪先生遺稿》并將之拍賣一事，曾引起文化學(xué)術(shù)界的極大關(guān)注，當時的媒體如《新京報》、《東方早報》等作了廣泛的報道。2006年11月23日，這批遺稿流拍，這件事似乎也為人遺忘，但是這批遺稿不應(yīng)該隨之為人遺忘。盡管這批遺稿如今仍在藏家手中，我們無法盡睹遺稿的全貌，但幸好有《陳寅恪先生遺稿》這部圖錄行世，給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為陳寅恪先生及其學(xué)術(shù)成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陳寅恪先生遺稿》，16開，精裝，一冊，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印，為中國嘉德2006秋季拍賣會圖錄。全書收圖錄111幅，圖錄有說明，間有校訂文字等，卷首有主事者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經(jīng)理拓曉堂先生所撰《陳寅恪先生遺稿序》和《編輯凡例》。

　　《陳寅恪先生遺稿》的內(nèi)容，據(jù)拓曉堂先生序中歸納，有以下六類：一、寅恪先生三四十年代親筆手稿；二、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由黃萱先生代筆文稿；三、寅恪先生《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文稿；四、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教學(xué)講義；五、寅恪先生批校書籍；六、寅恪先生藏書。

　　拓曉堂先生整理的這批遺稿，均依三聯(lián)書店(以下簡稱“三聯(lián)”)出版之《陳寅恪集》編排次序編輯；并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上古”)出版之《陳寅恪文集》和三聯(lián)書店版《陳寅恪集》，對文稿作了校訂。

　　僅就《陳寅恪先生遺稿》圖錄每種所示之一二頁和拓曉堂先生簡潔的校訂說明，可以得知陳寅恪先生這批遺稿的重要價值。這里，就披閱所得，略敘一二。

　　一

　　首先，《陳寅恪先生遺稿》保存了陳先生未刊或未收入文集的文字。其中有：

　　1.《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通批

　　此批注未見著錄和發(fā)表。據(jù)圖錄所示，批注文字不少。

　　《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凡三卷，唐溫大雅撰。圖錄1頁，為卷上夏五月癸亥條“官往取進止”至六月己卯條“欷歔不得已裴寂”止，有陳先生批注兩條。一是：“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陳先生眉批曰：

　　興國寺兵，即太宗、長孫順德之兵，足證太宗以突厥迫脅高祖從其化家為國之計。

　　二是：“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陳先生眉批曰：

　　足證太宗實為首謀。(中略)謀時僅太宗一人在側(cè)也。

　　據(jù)拓曉堂云，陳美延編《陳寅恪先生遺墨》(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0至172頁載此書影。經(jīng)核對此書，批注更多。此批注未見著錄和發(fā)表。

　　2.自序

　　此件兩份，一為毛筆書于“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稿紙戊種”，一為毛筆紅格，同出一人手筆，均有“此序不印”字樣。圖錄為前者，文云：

　　寅恪近數(shù)年來，頗治唐史，稍有撰著。考制度源流則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紀政治變遷則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至于社會風(fēng)俗，未遑多及。此書之作，殆可補唐代社會之一部乎。夫詩之為道，誠難言矣。元白之詩，尤非寅恪之淺陋所敢妄說。故證述事實多取于唐李肇國史補，評釋意旨頗參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及洪邁容齋隨筆。此書不過迻錄昔賢遺著及演繹其緒論而已。世之讀元白詩者，取古人之作與鄙說并觀，倘發(fā)見謬誤，尚希賜予糾正，幸甚幸甚。甲甲七夕陳寅恪識于成都南郊華西壩寓廬。

　　從內(nèi)容看，此序當為《元白詩箋證稿》序，不知何故此序未見發(fā)表。從此序可以看出陳先生研究唐史之系統(tǒng)性，極具文獻價值。

　　3.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校改表

　　此件為鋼筆手書，1冊，紙本。此件文稿未見著錄，也未為上古版《元白詩箋證稿》采用。《元白詩箋證稿》出版后，作者屢有訂補。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4月出版《元白詩箋證稿》后不久，擬予重版，因于1959年8月21日致信陳先生，請他另撰校補記，陳先生遂寄上三條，即上古版《元白詩箋證稿》所附校補記第一至第三條；1965年11月20日，陳先生又寄上校補記十條，即第四至第十三條，已刊于上古版(參見拙文《陳寅恪先生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書信輯注》，《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2輯)。但是，此校改表的內(nèi)容并未在此稿補記中，估計是陳先生此后所作。如圖錄所示有：《七德舞》校補記七條，《法曲》校補記亦有七條，《華原磬》、《新豐折臂翁》、《太行路》、《司天臺》、《昆明春》等俱有校補記。

　　4.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

　　此件以“北京大學(xué)”稿紙抄成，1冊。未收入文集。此文1935年7月刊于《清華學(xué)報》十卷三期。蔣天樞先生按：“此文遵師囑未編入文集。師云文中有誤處。”(《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不知陳寅恪先生所言誤處為何，未見其他記載。蔣天樞先生的記載，顯示了陳寅恪先生對學(xué)術(shù)和對自己著作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但此文既已發(fā)表，就已具有學(xué)術(shù)史的意義；而且從陳寅恪先生倩人抄寫此文一事來看，陳先生有保存此文之意，或有他日修改之意。

　　由于未細核陳寅恪先生文集，拓曉堂的校訂說明中把陳先生已收入文集的一些文稿誤斷為佚稿。如：

　　1.《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殘稿

　　此稿書于陳先生《桃花源記旁證》稿背面，存1-3頁、7-11頁。拓曉堂曰：此稿“未見《陳寅恪文集》著錄，僅見寅恪先生撰《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內(nèi)容史料與此殘稿不同”。其實，此稿即陳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六兵制章。

　　“六兵制”括注曰：“此章本題為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茲略增訂，以為此書之一章。”圖錄所示1頁，從文之開篇(壹)至(貳)之“每兵唯辦弓刀一具”，與上古版基本相同，唯標點稍異，“擇取”稿本脫“取”字，“八柱國”稿本脫“八”字，“李虎”稿本作“李諱”，“少保廣平王元贊”，稿本作“淮安王元育”。稿本文字從《北史》卷六十。

　　2.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陳寅恪先生與王國維先生交誼頗深，并對王國維先生之學(xué)術(shù)理想有深刻的理解，其《清華大學(xué)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所言：“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xué)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陳先生自己堅持的學(xué)術(shù)追求。陳先生還撰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對王國維先生的學(xué)術(shù)內(nèi)容及治學(xué)方法做了精到的概括，也早已傳播學(xué)林。陳先生另有《挽王靜安先生》詩一首，有“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之句。這批遺稿中有《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拓曉堂言，上古版、三聯(lián)版“均未錄入”。不確。見上古版《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詩存》。

　　其實，由于種種原因，陳寅恪先生的文稿散失的當有不少。曾見《收藏》2005年第3期載方繼孝《陳寅恪吳宓手稿偶得記》一文，言作者2003年歲末在北京潘家園文化市場購藏馮承鈞譯伯希和《蒙古與教廷》手稿時，還得到1頁文稿，為陳寅恪先生手跡，文曰：

　　馮先生譯文正確(譯文時有刪節(jié)，但無害于大意)，又間有經(jīng)自己所發(fā)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讀者。惟外國字原文之有符號者，仍多未移寫正確，將來付印時，似必須悉照原文一點一畫皆不錯誤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冊府元龜》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伯君原文自得不解“道王友”之語)，殊不知“王友”乃唐時之實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稱，如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云：“王府官為友一人，從五品下”之類。若一一悉為考訂改正，則限于目力，恐有所不能也。寅恪謹注，六月七日。

　　馮承鈞(1887-1946)，我國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曾在北京大學(xué)等校任教，著譯甚豐。《蒙古與教廷》為其30年代譯稿，遲至199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據(jù)陳先生此文所云，此注曾是他審讀馮先生譯稿時所寫。此注糾正了伯希和所注之誤，體現(xiàn)出陳先生對唐史之熟稔。

　　二

　　其次，《陳寅恪先生遺稿》為陳寅恪先生著作的校訂提供了依據(jù)。由于陳先生的著作有些生前未刊，如《柳如是別傳》等，作于晚年目盲時期，倩人抄寫，未能自己校訂；有些生前雖已刊行，但陳先生治學(xué)謹嚴，文章有一再修改訂補之習(xí)，如《陳寅恪先生遺墨》所收《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匯編序》一文排印本上就有陳先生親筆作的大量訂補；還有一些是文集整理和出版時，由蔣天樞先生和編輯作了一些刪改。上古版《陳寅恪文集》和三聯(lián)書店版《陳寅恪集》雖然已作了一些校訂工作，但仍然有繼續(xù)校訂的余地。

　　如《柳如是別傳》，此稿是陳先生目盲后“然脂暝寫”之作。上古版和三聯(lián)版出版后，均發(fā)現(xiàn)了一些錯誤，有的是謄抄錯誤，有的是編校錯誤，《中華讀書報》2001年6月20日、8月1日，就先后發(fā)表過陳福康《談新版<柳如是別傳>的校訂質(zhì)量》和三聯(lián)書店編輯部《關(guān)于三聯(lián)版<柳如是別傳>的校訂》兩文，指出了兩個版本存在的錯誤。又如《陳寅恪文集》中關(guān)于周一良部分的刪改，如陳先生《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前言部分言及周一良先生，為上古版《金明館叢稿初編》所刪，而《陳寅恪先生遺稿》則保留(參見拙文《<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匯報》2007年6月3日“學(xué)林”版)。陳寅恪先生很重視自己文稿的保存，有一稿多抄之習(xí)慣，各本之間也會有不同。這批遺稿中有不少已收入陳先生文集的文章抄本和印本，可以和文集相校。拓曉堂先生已作了初步的校訂，本文就不再舉例。

　　三

　　再次，《陳寅恪先生遺稿》為研究陳寅恪先生的著述提供了許多資料。例如，陳先生晚年傾主要精力寫就的《柳如是別傳》，這批遺稿中就有不少關(guān)于柳如是和錢謙益生平事跡及其著述的研究資料，其中有柳如是研究筆記資料，1冊，紙本，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百貨公司廣州采購站”制活頁筆記本擬就。圖錄所示頁有：河?xùn)|君詩(神釋堂詩話原文)、河?xùn)|君條(三借廬筆談)、西冷第十首(原文)小青事、“過孤山快雪堂”詩(自歷身世與小青同)、倩人代作詩事、初訪半野堂詩(原文)等。施紹莘西佘山居記等柳如是研究資料，1冊，紙本，拓曉堂云：

　　此件一冊，以不同紙張、不同筆跡抄寫，裝訂而成。查其中內(nèi)有：《施紹莘西佘山居記》蘭筆抄，題為唐筼筆。《河?xùn)|君文輯補》(不知何人書)。《硯堂見聞雜說》(同上)。《柳如是逸事所附詞二首》(以下皆是唐筼手筆)。《蓼齋集》(資料選)。《一笑堂詩集》(資料選)。《陳眉公先生全集》(眉公府辭譜)。

　　按：此件均為關(guān)于柳如是研究的資料，當為寅恪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參考文獻。

　　其他涉及錢謙益、柳如是研究的藏書有：錢牧齋先生年譜，清末鉛字排印本，1冊，紙本，內(nèi)有陳寅恪先生批注；牧齋集補，丁均衡輯，1冊，紙本，封面有“1964年錄奉，寅恪先生簽存，潘景鄭謹贈”；牧齋集外詩、柳如是詩合集，民國鉛字排印本，1冊，紙本；牧齋有學(xué)集補遺，民國間抄本，1冊，紙本；投筆集箋注，清宣統(tǒng)上海國光印刷所排印，1冊，紙本；投筆集，民國初年抄本，1冊，紙本。從這些資料和藏書，可以了解陳寅恪先生為撰寫《柳如是別傳》一書所作的學(xué)術(shù)準備和《柳如是別傳》的史料來源，也可以感受陳寅恪先生的治學(xué)精神。

　　四

　　關(guān)于這批遺稿的來歷，拓曉堂先生在序中僅言：“此次南國征集，得寅恪先生文稿等百余件，……另有寅恪先生藏書若干。”鑒于拍賣界的慣例，只要來源合法，拍賣者為收藏者保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這批遺稿及藏書等物中，我們也可窺知其部分來源。

　　這批遺稿中有蔣天樞先生撰《楚辭新注導(dǎo)論》手稿1冊，紙本；蔣先生書《參考書目》手稿2冊，紙本。又有《學(xué)術(shù)研究》1978年第1期，內(nèi)載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緣起》一文，刊物封面上蓋有“學(xué)術(shù)研究社贈”紅印。由此可見，這批遺物中雜有陳寅恪先生身后之物，且有蔣天樞先生之物。據(jù)朱浩熙撰《蔣天樞傳》(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載，《陳寅恪文集》出版后，蔣天樞先生仍繼續(xù)廣泛搜集關(guān)于陳先生論著、書信、筆記等各種資料，以便充實《陳寅恪文集》和《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87年，“陳流求再次來到復(fù)旦大學(xué)，同蔣天樞商議繼續(xù)出版陳寅恪先生著作事。蔣天樞的身體每況愈下，業(yè)已無有精力承擔此事，一應(yīng)資料全部交付與陳流求。”據(jù)2006年11月3日上海《東方早報》報道，陳寅恪晚年為了更好保存文稿，1964年曾委托前來探望的學(xué)生蔣天樞代為保管，此事他曾用“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托不須辭”的詩句來記述。上海《東方早報》記者了解到，此次上拍的正是40多年前“付托”的部分，這批文稿曾一度被上海圖書館收藏，和滬上研究者曾有淵源，“文革”后，被歸還給陳氏后人，并輾轉(zhuǎn)由現(xiàn)在的藏家提供給嘉德拍賣。又據(jù)2006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報》報道，陳寅恪女兒陳流求致電該報記者，表示她認出這111種紙本中有13件能確定是其父親筆跡及參與了出版的書籍。因有些遺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中丟失，此后去向她就不得而知了。陳流求懷疑這些遺稿的來源，并確定其姐妹不是這批遺稿拍賣的委托人。

　　據(jù)拓曉堂先生核對，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之《陳寅恪先生遺墨》中有136頁內(nèi)容與這批遺稿相同。其中第1-8頁為《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已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第9-18頁為《晉至唐文化史》，內(nèi)題《東西晉南北朝天師道與政治關(guān)系史料之綜合及結(jié)合》，當為陳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guān)系》(已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的資料；第19-36頁為《敦煌研究(中國中古哲學(xué)史材料)》，其中有關(guān)于佛教入中國、目蓮救母故事資料；第54-61頁為《佛經(jīng)翻譯文學(xué)》；第62-64頁為《禪宗文學(xué)》，其中有佛經(jīng)翻譯資料；第65-94頁為《闕特勤碑考》之底稿；第95-114頁為《蒙兀史料》；第114頁為《菩薩本生發(fā)論疏藏文譯本》；第115-138頁為《借書附記》，從中可見陳先生閱讀廣泛；第139頁為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溫卷”條抄；第160-172頁為《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批本；第159頁為《外族文字抄件散頁》。據(jù)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中載，陳先生1932年在清華大學(xué)講授“晉至唐文化史”，為哲學(xué)系開“中國中古哲學(xué)”課，同年撰有《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等文，次年撰《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guān)系》文。可見這批遺稿多為陳寅恪先生早年手稿。《陳寅恪先生遺墨》一書所收陳寅恪先生13件手稿，全部在這批遺稿內(nèi)。據(jù)《陳寅恪先生遺墨》一書的出版說明所示：“這批陳氏遺墨，由廣州藏家陳俊明先生提供。”由于《陳寅恪先生遺稿》的大部分內(nèi)容與《陳寅恪先生遺墨》相同，可以推定《陳寅恪先生遺稿》的藏家就是陳俊明先生。陳寅恪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xué)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已無庸贅言，他的遺稿堪稱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因此，我們由衷地希望這批遺稿能完整地重見天日，以推動陳寅恪研究以及史學(xué)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