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新思潮，在蔡元培看來猶如滔滔洪水，來勢兇猛，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氣象，它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也難免使一些人感到痛苦。同時，猶如對付洪水必用導法使歸江河一樣，對于新思潮，蔡元培也主張施以疏導之法，使之盡可能地避害趨利。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對陳獨秀、胡適等新派諸人知之深，愛之切，責之也直，因而對新文化運動出現的流弊、偏激等等消極方面，都直言無隱，其旨就是要把新文化運動引向健康的發展方向。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發表著名的短文《洪水與猛獸》。他將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將軍閥比作猛獸，以為中國現狀可算是洪水與猛獸斗，“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胡適在發表此文的“附記”中強調，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許多人要說而不能說的意思”。羅家倫則稱之為“光芒萬丈的短文”。筆者以為，蔡文公開號召支持新思潮以反對軍閥，固屬難能可貴；但它以洪水比喻新思潮的“洪水”論，同樣值得重視。

　　在蔡元培看來，新思潮似滔滔洪水，來勢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部分人感受痛苦；猶如水源太旺了，泛濫岸上，沖毀了田廬。對付洪水，禹用導法，使歸江河，結果不但無害，且得灌溉之利。故對于新思潮，也不能湮，只能導，令其自由發展，終歸有益而無害。在這里，蔡元培的“洪水”論，既將新思潮比作洪水，實際上就是預設了它難免存有破壞性這樣一個前提。但他又強調“疏導洪水”，則說明他也不單是強調支持新思潮的自由發展，而是同時強調了對新思潮積極引導的必要性。要言之，強調對新思潮即新文化運動要加以積極正面的引導，這是蔡元培“洪水”論的根本取向；從長時段看問題，它是五四后蔡元培推進新文化運動發展策略轉變的重要思想表征。

　　五四前，蔡元培作為北京大學校長，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進陳獨秀、胡適、李大釗諸人，使北京大學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他沒有直接介入新舊派的論戰，甚至也沒有發表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但他卻頂住了舊勢力攻擊所謂“覆孔孟”、“鏟倫常”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勇敢地保護了陳獨秀等新派諸人。梁漱溟說：“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胡適也說，自己在北大得到了蔡校長的大力支持：“他是一偉大的領袖，對文學革命發生興趣，并以他本人的聲望來加以維護。”由此足見五四前的蔡元培，其主要貢獻不在于發凡起例，而在于充當了新文化運動的庇護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的蔡元培卻接連發表了諸如《新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何謂文化》、《東西文化結合》等一系列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直抒胸臆的文章與演講。這表明，他已開始轉變角色，由庇護人進而轉變為積極和正面引導新文化運動的“疏導洪水”者了。蔡元培對“洪水”，即新文化運動的“疏導”，其主要表現形式有三：

　　其一，指陳新文化運動業已出現的流弊。蔡元培認為，文化運動已成時髦，“解放呵！創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周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是，人們若不能超越利害，保持平和的心態，單憑個性的沖動，環境的刺激，而投身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必然會出現三種流弊：一是言行不一。看得明白，責備別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是假公濟私。“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欲望”；三是偏激與急功近利。“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到他的極端的主義”。他強調，上述三種流弊，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么？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么？”為此，蔡元培呼吁“新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使文化運動得以健康發展。

　　其二，不贊成簡單否定舊文化，主張對復雜的文化問題應持分析的態度。蔡元培指出，“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它里面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沖突的，非不可能。”例如，孔子強調因材施教，“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并重的意義”；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這就是試驗的意義”。蔡元培主張白話文，但不認為一定要絕對排斥文言文；他主張新文學，但相信舊文學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價值：“舊文學，注重于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熱心為沈尹默的新體詩集作序，同時也不贊成“青年抱了新體詩的迷信，把古詩一筆抹殺”，故同樣樂于為浦瑞堂的《白話唐人七絕百首》作序。同時，蔡元培倡導科學，但他反對陳獨秀諸人的唯科學主義無視人類情感的重要性。他說：“知識與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學與美術，不可偏廢。”

　　其三，反對民族虛無主義，主張東西文化結合。歐戰進一步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梁啟超等因之強調當重新審視東西文化，實現東西文化融合；但卻遭到了胡適諸人的指斥，以為是歐戰重新喚起了東方人的傲慢心。耐人尋味的是，蔡元培對此不以為然，樂引梁啟超為同調。他說，戰后的歐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點，許多學者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幫助，是客觀的事實。“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我們只要大家肯盡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國學研究所：“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們固有文明輸出”，對此必須“格外留心”。其時胡適雖熱衷于國故整理，但他強調整理的目的乃在于發現“國渣”，而非發現“國粹”。蔡元培不這樣看，相反，他認為胡適的工作本身，恰恰已成為實現東西文化結合的典范。他說：東西文化結合“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后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意識。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徹，就是證據。”這很能反映蔡元培正面引導的風格。蔡元培相信，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固然需要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但是，歸根結底，必須“以固有之文化為基礎”；所以，胡適諸人的民族虛無主義不足取。他說：“鄙人對于中國之將來，全抱樂觀”。假以時日，“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于世界。”

　　蔡元培為人謙和，卻不失原則。他于陳、胡諸人知之深，愛之切，但不礙批評。他的上述“疏導”，高屋建瓴，對新文化運動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是不難想見的。蔡元培所以轉向“疏導洪水”，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經五四運動的洗禮，后期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很快趨向與社會改革的實際運動相結合，先前存在的過于激烈、片面性和情緒化的傾向，就不免愈顯突出和不合時宜。這就是蔡元培何以要反復提醒人們：“文化不是簡單的，是復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原因了。故“疏導洪水”，勢所必然。此其一；歐戰后，歐洲以柏格森為代表的反省現代性思潮進一步崛起，它反思19世紀的理性主義，批判機械的人生觀和物欲至上主義，強調關注人的情感世界。緣梁啟超等人的宣傳，此一思潮在五四后的中國也漸成熱潮。與陳獨秀、胡適等人的簡單抵拒不同，蔡元培迎受反省現代性思潮。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何以蔡元培執著地強調美育、情感與科學的統一，甚至提出“只有在擴大知識和提高道德價值的基礎上，世界才能夠向前發展”，并和梁啟超一樣，進而主張重新審視中西文化和實現中西文化的結合了。積極吸納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合理內核，對新文化運動補偏救弊，此其二。由是可知：蔡元培“洪水”論的提出，既是其時各種思潮融匯的產物，同時也體現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與深化。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鄭師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