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宋子文之間的齟齬

　　1939年10月，報紙傳說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將改組各部，宋子文將取代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或貿易部長，宋子良將取代陳光甫出任貿易委員會主任。胡適聽到傳聞深感疑慮，于11月7日給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陳布雷發一密電，請轉呈蔣介石:“鄙意對行政各部改組消息，頗有顧慮:(一)慮子文個性太強，恐難與光甫合作。(二)慮報紙所傳貿易委員會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說如屬實，則光甫所辦事業，恐不能如向來之順利。(三)子文今年夏間，曾向美財部重提棉麥借款，美財部疑為有意另起爐灶，印象頗不佳。以上各種情形，國內恐無人為介公詳說，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陳，供介公考慮。”后來，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并沒有成為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蔣介石采納了胡適的意見。因為蔣宋之間在解決西安事變問題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希望宋子文的復出跟張學良、宋慶齡的復出聯系起來，向外界顯示牢固的對日統一陣線。這當然是蔣介石無法接受的，不過蔣介石賦予了宋子文另外一個使命。

　　1940年，蔣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并派他為處理對外借貸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國。宋子文的美籍顧問楊格隨行。同年6月14日，蔣介石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函中表達了他對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勢之劇變，余覺有與閣下交換意見并請給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親來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為代表，前來華府晉謁，彼固為閣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權，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對國內之情形與對外之關系完全明了。敬請閣下惠予親切之洽談，一如與余私人接觸者然，不勝企盼。”胡適是國民政府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大使，宋子文是蔣介石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代表。在這種人事安排下，兩者之間不產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況胡適一向對孔祥熙、宋子文等皇親國戚不滿，而對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況，胡適1942年5月17日在給翁文灝、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當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12月8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須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這說明，胡適和宋子文的關系，已經勢同水火冰炭，毫無調和余地。不過，宋子文到美國之后，通過與美國簽訂《鎢砂借款》、《金屬借款》、《中美平準基金協定》三個協定，一連爭取到三筆貸款。以上三筆美援的取得，當然會反襯出胡適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間開始進行談判，試圖就兩國在亞洲的利益達成某種妥協。11月22日，赫爾國務卿約見胡適，出示了美國準備跟日本達成臨時妥協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間的妥協方案臨近通過。胡適急電重慶當局:“情勢緊迫，難于遏阻”。這種局面使蔣介石大為震怒，宋美齡也介入此事。蔣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電胡適，訓令他表示反對態度。26日，胡適代表國民政府向赫爾提出了嚴重抗議。同日，又與宋子文一起拜謁了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對胡適在日美談判過程中表現出的軟弱極為不滿。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倭派專使來棲赴美交涉，彼仍抄襲甲午戰爭時遷就列強，而獨對中國之故智，以售狡計。果爾，美國務院主張妥協，幾乎為其所算，且其勢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協條件尚未提交來棲而已……當千鈞一發之際，轉敗為勝，內助之力，實非鮮也。妻云:無論商家與偏室，若非家主與老板娘時刻關注業務，則必不成。其言以鑒于歷次外交部與駐美大使胡適對于彼使命與任務之成敗，幾乎毫不在意而發也。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愿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在這里，蔣介石視胡適為官僚、政客，對其在外交事務上無膽、無能的不滿已見諸筆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