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假期里，有一種品嘗叫《三字經》。

　　總長43集的《錢文忠解讀〈三字經〉》，自農歷正月初二在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之后，引起許多人的關注與熱議。

　　《解放周末》特請主講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撰寫了此文，現予發表，以饗讀者。

　　我很愿意借《解放周末》就錄制節目及編撰相關圖書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個簡單的匯報，也借此機會向大家請教。

　　《三字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人的心目里，《三字經》可謂是再熟悉不過了。有誰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三字經》呢？然而，真實情況又是怎么樣呢？傳統的《三字經》總字數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無非三百來句。但是，恐怕絕大多數人都只知道前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緊接下去的兩句“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數，也許馬上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隨口誦出接下來的“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的人，大概就寥寥無幾了。同時，我們心里卻都明了：這只不過是《三字經》的一個零頭罷了。也就難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為“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的教育史專著里，就竟然連引用《三字經》都引用錯了。這只有用自以為爛熟于胸后的掉以輕心來解釋。

　　僅此一點，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么一個事實：《三字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

　　說“熟悉”，在今天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而已，在過去則是不爭的事實。《三字經》是儒家思想占據主流地位的傳統中國社會眾多的兒童蒙學讀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且居于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讀書人基本上由此啟蒙，從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舉之路。讀書人對于它，當然是縈懷難忘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連傳統中那些通常認字無幾，甚或目不識丁的底層百姓，起碼也對“三字經”這個名稱耳熟能詳，時常拈出幾句，掛在嘴邊。歌劇《劉三姐》中有一個場景：一群方巾學士結隊來和劉三姐斗歌，搖頭晃腦，引經據典，詩云子曰。顯然沒有受過儒家教育的劉三姐面對這群不知稼穡的膏粱紈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餓死你個‘人之初’！”正是一個好例。

　　說“陌生”，情況就比較復雜了，需要分幾個方面來講。就算在傳統中國，《三字經》被廣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據此認為，傳統的中國人就都對《三字經》有通透而徹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證據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才贏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曉度。然而，卻也正因為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也從來沒有抖落滿身的“難登大雅之堂”、“低級小兒科”的塵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此之謂。中國傳統對兒童啟蒙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童蒙讀物的淡漠遺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確實，清朝也有過那么一些學者探究過秦漢時期的童蒙讀物，比如《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們的目的乃是滿足由字通經的樸學或清學的需要。至早出現于宋朝的《三字經》自然難入他們的法眼，絕不在受其關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就難以為《三字經》找到適當的位置了。這大概很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尷尬。在一般的教育史類著作里，我們很難找到《三字經》的蹤跡，起碼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陳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國教育史》被譽為“資料翔實，自成系統，被列為大學叢書教本，有較大的影響”，是“內容更詳盡、體系更宏大、理論色彩更濃厚的中國教育通史著作”。這些評價，都是陳書當之無愧的。然而，遺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難覓《三字經》的身影。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

　　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其次，當然也是上述原因影響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傳統中國的版權和知識產權概念本來就相當淡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字經》的作者也許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本兒童啟蒙讀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將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來的學者，即便是以考訂辨疑為時尚的清朝學者，大致因為類似的緣故，也沒有照例將《三字經》及其作者過一遍嚴密的考據篩子。關于《三字經》的作者問題，當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顧靜(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經》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穩妥的交待。《三字經》甫問世，其作者已經無法確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確地說“世所傳《三字經》”，是“不知誰氏所作”的。于是，王應麟、粵中逸老、區適子都曾經被“請來”頂過《三字經》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類說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國年底，或許是因為“科學”之風彌漫了史學界，就有“高手”出來，將《三字經》的成書看成是一個過程。說到底，無非是將可能的作者來個“一勺燴”：由王應麟撰，經區適子改訂，并由明朝黎貞續成。如此而已。現在，還有很多人傾向于認為《三字經》的作者是宋朝大學者王應麟。當代另一位《三字經》的功臣劉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經〉講記》里就是持與此相近的態度。不過，我以為，可能還是以顧靜先生概括的意見更為穩妥：“世傳”、“相傳”王應麟所撰。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人蒙學特別看重背誦的功夫，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蒙學師基本不負講解的責任。《三字經》等童蒙讀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記誦。更何況，古時的蒙學師，絕大多數所學有限，不能保證能夠注意到《三字經》本文中的問題，更未必能夠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說。偶或也會有博學之士為孩童講解，但是，又絕無當時的講稿流傳至今。因此，面對童蒙讀物《三字經》，我們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把握。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話，那也終究是非常可疑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四句，表面上看，沒有任何難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釋。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在這里，就拿《三字經》的前四句做個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四句，許多人都可以瑯瑯上口，表面上看，沒有任何難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釋。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既然“性本善”，怎么緊接著就會說“性相近”呢？難道不應該是“性相同”嗎？這里豈不是明顯存在著邏輯問題嗎？更何況，“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師講的話呢？對不起，沒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師說過“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解釋和理解呢？

　　我們一定要注意，儒家對于人性是善是惡的看法并不是統一的。儒家關于人性的理論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其實，西方的思想家也有類似的分法。這方面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大概也沒有哪種說法可以定于一尊。

　　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惡的看法的，并沒有下過斷言。荀子則是認同性惡的。而孟子卻是傾向于“性善”的。

　　孟子性善說的根據是什么呢？《孟子·公孫丑上》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是禽獸，就是因為有這“四心”。然而，憑什么說，人都有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講：“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孟子·公孫丑上》里還舉了一個例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認為，這樣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礎。

　　我們認真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孟子的邏輯是有欠嚴密的：其實，沒有辦法證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樣有“四心”；也不能保證人之于“味”、“聲”、“色”皆有同樣的感覺。無論多么不愿意，我們都不能不說，性善論的論證基礎是很薄弱的。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三字經》主要是順著孟子一脈來講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經》的作者沒有能夠把握孟子的真實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據自己對孟子的理解，有意或無意地將“性(向或趨)善說”推到了絕對化的“性本善”的絕境，那其實已經是謬誤了。

　　正因為《三字經》是最普及的童蒙讀物，原本近乎向壁虛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勢喧騰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換到“本”，流波所及，關系極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經》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與“學”也就幾乎成了無的之矢，頓時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技能方面的“教”與“學”了。毫無疑問，這肯定是和《三字經》所要傳達的理念抵牾的。

　　這一個“本”字，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帶來的影響之大，遠非我們所能想像。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張灝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中，有非常精當的論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傳統中，只有上帝是無罪的，人則都是有原罪的。換句話說，人性是惡的，或者有著不可忽視的惡的可能。因此，對誰都不可以無條件地信任，不能把權力集中起來交付給任何一個人，必須有法制來加以約束。而在中國，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種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為堯舜、滿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確信找到了一個“圣王”，就應該將一切都無條件地交托給他，哪里還有法制的必要呢？

　　盡管這里只能做最簡單的介紹，但是，難道不已經足夠讓我們悚然了嗎？說到這里，我們不禁會有點擔心，接著“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還怎么能夠講下去呢？幸好，緊接下來的“性相近，習相遠”是確鑿無疑地出自《論語·陽貨》的，被戴上了莫名其妙的帽子的《三字經》正是接著這六個字鋪陳開去。我想，其實《三字經》就以此兩句開頭或許更好。

　　我就以《三字經》開頭的兩句作例子，無非是想說明，我們其實對這部傳統的童蒙讀物并不熟悉，更談不上有準確徹底地理解的把握。類似的例子，在《三字經》里所在多有，俯拾便是。不費一番力氣，恐怕是讀不懂當年的孩童讀的《三字經》的。何況在今天，對于傳統的了解，五歲的孩童和五十歲的成年人之間大概并沒有多大的差距吧。

　　《三字經》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

　　當然，貌似熟悉實則陌生，并不是我們在今天還要讀《三字經》的唯一理由。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劉宏毅博士算過一筆很有意思的賬。就識字角度論，小學六年畢業的識字標準是2450個漢字。現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兒園里就開始學習認字了。照此算來，平均每天還學不到一個字。《三字經》一千多個字，背熟了，這些字也大致學會了，所花的時間應該不用半年。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如顧靜先生所言：“《三字經》三字一句的形式及簡明賅備的內容———前者語句簡潔、抑揚頓挫，故而瑯瑯上口而易記易誦；后者則以短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涵蓋中國傳統社會的各種常識，提挈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通過《三字經》給予蒙童的教育，傳統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

　　已經有幾百年歷史的《三字經》依然有著巨大的生命力。在過去，包括章太炎在內的有識見的學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經》的注釋和續補者。模擬《三字經》形式的讀物，如《女三字經》、《地理三字經》、《醫學三字經》、《西學三字經》、《工農三字經》、《軍人三字經》、《佛教三字經》、《道教三字經》層出不窮，風靡天下。近期，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還創作了《新三字經》，同樣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三字經》早就不僅僅屬于漢民族了，它有滿文、蒙文譯本。《三字經》也不再僅僅屬于中國，它的英文、法文譯本也已經問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更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加以世界范圍的推廣。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三字經》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嗎？

　　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在經濟、社會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復興、傳統的振興、和諧的追求，都要求我們加倍努力增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我們的目光緊盯著遠方的未來，正因為此，我們的心神必須緊系著同樣也是遠方的過去。未來是過去的延續，過去是未來的財富。

　　不妨，讓我們和孩子們一起，懷著現代人的激情，讀一讀古代人的《三字經》。

　　錢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