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老舍先生誕辰110周年，《瞭望新聞周刊》雜志為此刊登文章，對老舍先生逝世前后的一些片段進行回憶。文章中寫道，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殺。在此前一天，即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這一天，紅衛兵在成賢街孔廟焚燒京戲戲裝，老舍被從單位拉去陪斗。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憤然離世。老舍先生自殺后，火葬場將他的骨灰遺棄，以至于長期以來，舒乙等人無法找到先生的遺骨。當時的北京市文聯出具了證明函，稱：“我舒舍予自絕于人民，特此證明。”

　　人道主義淪落何處，由此可見一斑。之所以提及舊事，是想讓讀者，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對1966年8月發生的那場悲劇以及“文革”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舒乙的學生傅光明的一段回憶。傅光明傾十余年之力、走訪了幾十位老舍之死的見證人。“最初的動機就是想為歷史留下痕跡，做歷史的書記員。”傅找到了一名當年參與孔廟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紅衛兵頭目，當年她才17歲。她說，“打老舍的是個老初三的學生。我沒讓打老舍，我只讓打了蕭軍”，“我沒有碰過老舍一個指頭……當時沒考慮到會出人命什么的。”

　　這個當年被鼓動著同時也鼓動著他“革命”的女孩子，“后來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老舍自殺了，聽說就是在被我們批斗之后。我很內疚。后來又聽說還有另一個學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覺得好受一點了。”在回答是否考慮過向被害者家屬道歉的問題時，她哭了。

　　我覺得，這個女性的自白很有標本價值。面對自己早年的荒唐，尤其是聽說老舍因為批斗挨打自殺以后，感覺內疚。但是，聽說“另一個學校當時也參與斗老舍了”后，心里就覺得好受一點了。因為自己早年做錯的事而懺悔和內疚，這是人類良知未泯、人性尚可看到希望的一面。但是，一旦發現同樣的罪惡可以由別人一起分擔，自己內心深處就好受多了，良心的譴責就減輕多了。不知道，這是不是人類的一種通病？

　　于是想到“文革”，那段被稱為瘋狂的歲月。噴氣式、文斗和武斗、紅袖章、口號、個人崇拜以及打、砸種種被重疊的影像和罪惡，似乎都是一瞬間開始的。其負面影響，至今都沒有完全消失。當年整個民族的癲狂，與這種“壞事大家都有份”的從眾心理，到底有沒有關系？！

　　我覺得，大約是有的。一個人去干壞事，必然膽戰心驚、小心翼翼。而一旦成群的人可以公開干壞事，甚至得到某種暗示和鼓勵，即使殺人越貨，始作俑者和參與者也未必就有多少愧疚。這種現象，應該稱之為“倚眾為惡”。而這，想來也是反思“文革”最大的障礙之一。當事者沒有一個人愿意獨自出來承認自己的過錯，因為大家都有份，所以你很難說出個所以然來。盡管事情已經過去多年，卻始終缺乏承擔責任的人。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寫這篇文字，沒有要單獨譴責誰的意思。畢竟，在一個荒唐的時代中，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個人被他所處的時代裹挾著去做某些事情，是常見的。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具備超乎常人的反省能力和警惕性。我只是覺得，人性之中，確實有一種讓人警惕的東西存在。比如，結伙作惡后的心安理得。比如，烏鴉的自我表白：“我不是最黑的，豬的顏色和我一樣黑，另外還有鍋底呢……”

　　由此想到眼下流行的一個段子。段子說：什么是朋友呢？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

　　前兩個好理解，最后一個則似乎是在教唆別人。一起做過壞事，大家都有份：你看你看，咱們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一輛戰車上的人啊！于是，大家都成了攻守同盟和鐵哥們兒了。

　　不知道，這與“文革”，與我們經歷過和依然可能還會經歷的那些悲劇，有沒有必然聯系。(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