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民黨中央政府應負的責任，胡適也列舉了四點。一、“容留湯玉麟在熱河”。二、“容許張學良在華北，又不督責他作有效的準備”。三、當此強敵壓境之日，作為最高軍事領袖的蔣介石不北上坐鎮指揮，反而逗留在長江流域“剿共”，“輕重失宜，誤國不淺”。四、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3月5日發表談話，說熱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七日”。明知如此，為何不電召蔣介石從江西飛回南京“來指揮挽救”？為何不“征召全國最精良軍隊出關補救”？明知熱河不能守而不設法補救，豈不是將國土“拱手讓人”？

　　胡適除了將矛頭直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上層，還指出中國“上上下下整個的沒有現代化”是最重要的教訓。“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一個國家沒有現代化，就只能成為勁風里的落葉，利斧下的朽木，刀俎上的魚肉，不能自存于這個世界。胡適這番話，講的其實就是落后就要挨打這個道理。

　　3月7日，胡適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勸其引咎辭職。信中說:“去年夏間曾勸說先生辭職，當時蒙復書表示決心去職。不幸后來此志未能實現，就有今日更大的恥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國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蔣、何、黃諸公在此之時決心求去，若再戀棧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則將來必有最不榮譽的下場，百年事業，兩世英明，恐將盡付流水了。”屈于包括胡適來電在內的輿論壓力，張學良于3月7日致電國民黨中央:“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戾愆叢集，百喙奚辭……應懇迅賜明令，準免本兼各職，以示懲儆。”

　　3月8日，蔣介石跟宋子文、何應欽商議了張學良的下野辦法。3月9日，宋子文、蔣介石先后在長辛店召見了張學良。胡適很關心這次會談的結果。當天的情況是:首先，宋子文轉達了蔣介石的意見:熱河失守，張學良守土有責，中央政府更是責無旁貸。蔣介石個人同樣受到國人譴責，正如兩人同乘一只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目前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下午4時，蔣介石跟張學良晤面。蔣準其辭職，張接受辭職。3月10日晚7時，張學良約見了胡適、丁文江、蔣夢麟等。張學良說，蔣介石要他辭職，他就辭了；辭職后先去意大利，后去瑞士。3月12日，何應欽取代張學良兼代執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權。東北軍改編為四個軍，由于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分任軍長。何應欽對東北軍表示:“一切照舊，望各安心”。

　　3月13日，蔣介石在保定召見胡適，同行者有翁文灝、丁文江、劉子楷。下午5時見蔣介石，談了兩個鐘頭。蔣介石說，他實在沒有料到日本進攻熱河會如此神速。他原估計日本占領熱河需要6個師團的兵力。日本在中國沒有這么多部隊，需要在日本本土和臺灣進行動員。他每天都接到情報，知道日本并沒有動員，所以判斷日本進攻熱河只不過是虛張聲勢。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兵力部署比我們知道得都清楚。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對蔣介石這番話進行了評論:“這真是可憐的供狀！誤國如此，真不可恕。”

　　這次會見時，胡適還問蔣介石能否抵御日寇入侵。蔣回答:“需有三個月的準備。”胡又問:“三個月之后能打嗎？”蔣答:“進行近代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任何官兵為保命而退卻。這樣做也許可以讓全世界知道我們是不怕死的。”胡適心想:這其實就是說中國不能抵抗。胡適又問:“那么能進行外交交涉嗎？能在不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跟日本進行交涉嗎？”蔣回答說，他曾經跟日本方面這樣交涉過，完全無效，日本決不肯放棄“滿洲國”。

　　1933年5月23日凌晨4時30分，何應欽代表中方完全答應了日本提出的停戰條件。5月31日，中方首席代表熊斌與日方首席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中國軍隊立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實際上是承認了日本占領東北和熱河的事實。通過這種妥協，華北實現了局部停戰，換取了四年的茍安，直至盧溝橋事變發生，才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新一頁。

　　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