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如瑜亮。梁羽生和金庸引“新派武俠小說”風氣之先，雖然梁羽生去世，但對他的報道總是離不開金庸的名字。

　　梁羽生是廣西蒙山人，金庸是浙江海寧人，兩家在當地都算大家。金庸大學學的是法律，而梁羽生學的是國際經濟。

　　梁羽生和金庸在《新晚報》副刊做過同事，他們也正是在這里開始武俠小說的創作。

　　1951年梁羽生在《新晚報》副刊編輯“天方夜譚”，金庸則編輯“下午茶座”。當然金庸在報業的發展遠超梁羽生。1959年金庸一手自創《明報》，而梁羽生在《新晚報》最后只留了個“撰述員”的頭銜。梁羽生、金庸和百劍堂主還曾在《大公報》合辦過一個專欄，叫“三劍樓隨筆”。

　　梁羽生比金庸創作時間更長，也較多產。梁羽生一共寫了35部武俠小說，第一部是1954年開始寫的《龍虎斗京華》，最后一部是1983年完成的《武當一劍》。其間近30年。不過就多產一項，兩人都不能和古龍比。古龍比他們兩人年輕了十幾歲，一共寫了60多部，比梁羽生和金庸加起來還多得多。

　　金庸比梁羽生大一歲，梁羽生寫武俠要比金庸早一年。梁羽生30歲寫《龍虎斗京華》，金庸31歲寫《書劍恩仇錄》，兩部書都是在《新晚報》連載。金庸在1972年完成《鹿鼎記》后封筆，而梁羽生在11年后才退出江湖。

　　梁羽生和金庸封筆后都在不斷修訂自己的作品，不同的是，梁羽生刪改起來下手更狠，《武林天驕》刪掉了三分之二，而《武林三絕》一書在梁羽生“還需修改”的解釋之下至今不見單行本的出版。

　　梁羽生和金庸之間有過一次沸沸揚揚的論劍，也成了一段江湖公案。始作俑者是梁羽生自己的一篇文章。

　　1966年《大公報》的總編輯羅孚想推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藝》，于是請來梁羽生以“佟碩之”的筆名在刊物創刊號上發表了近兩萬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論》。

　　梁羽生的文章一上來就定了調子，把金庸擺在了自己前頭。“近十年來港臺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

　　雖然梁羽生開頭在抬高金庸，隨后總是夸金庸兩三句就再說金庸四五句小話。談及兩人的分別，梁羽生在文中說，“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

　　這篇文章就很有梁羽生的“名士氣味”，他插科打諢也不忘引經據典。“若按‘出道’的先后來說，應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讀來不如‘金梁’之順口。‘金梁’二字，還有個巧合之處，是近代一個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進士，清史稿的‘校列總閱’。以金庸梁羽生合稱‘金梁’，頗為有趣，因此我也就順筆寫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卻絕非有意抑梁抬金，請梁迷不要誤會。”

　　情節安排上梁羽生認為自己輸了一籌，“梁羽生對情節的安排，就遠不及金庸之變化多樣了。金庸小說情節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則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不過他也不忘補一句金庸的不足，說像小龍女被強奸等情節上，“金庸是有點犯了為情節而情節的毛病。”而自己在寫愛情上比金庸要變化多樣。

　　梁羽生自認在詩詞的運用上要勝過金庸多多，他指出金庸小說最鬧笑話的是在《射雕英雄傳》中讓“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說中黃蓉與“漁樵耕讀”的樵夫對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實都是元代張養浩的。

　　羅孚隨后又搬出了金庸。金庸在《海光文藝》第4期上寫了一篇《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作為回應，字數不多，才2000多字。金庸的回應相對平淡，只是報以“武俠只是一種娛樂”的態度，基本上是在平息爭論，意思大概是何必如此較真。對梁羽生小說較濃厚的政治色彩，金庸還是有些許微詞：“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的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這點金庸說的也沒錯，梁羽生在小說中的歷史觀是比較講斗爭的，無論是《武林天驕》寫宋金對抗，還是《七劍下天山》寫清軍入疆，都是嚴肅地把民族大義放在口頭上的，比較起來，金庸的歷史觀視野更開闊，到寫《鹿鼎記》時更是把“反清復明”寫成了笑談。(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