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到北京后先是住在東長安街上的中央飯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潔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宮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為的是等蕭軍的信。“她為什么要去北京呢？據說她很懷念這地方，也想再住一住。我也同意陪她來北京住一住——盡管我對當時北京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不算太好——也許較長時間住一住，可能就會發生‘感情’了。她是作為‘先遣部隊’先來北京的”[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四)》]。

　　“北辰宮”的地址不詳，請教章海寧有無查找線索，那兩天他剛好陪同蕭紅研究者、《蕭紅傳》作者季紅真在哈爾濱踏訪蕭紅遺跡，他問了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季紅真“北辰宮公寓”包括李潔吾的住處的位置，也說找不到，搞不清在哪兒 。

　　今天北池子頭條仍在，是條三四十米的短巷，兩側的幾個院落都是粉刷得簇新的灰色，建筑也不是舊式民居的樣貌了，最有歷史感的，要算幾個院門口風化破損的青石臺階。如今門牌七號的院門是個簡單且單薄的小門，院落里靜悄悄的，看不到什么樹，挨挨擠擠的是搭建出的各種小房，即便門牌編號沒變，也早找不到當年舊貌了。

　　邁開大步走，沒走上幾步就已從巷口走到巷底，再放緩腳步，從巷底慢慢踱回來，揣摩著，想象著，當年蕭紅每一回走在這條小巷里，糾結著怎樣的心緒，等一封上海來信。

　　上一年離開上海遠走東京，這次來到北平，同樣是因為多情三郎的一再出軌，蕭紅以遠行療治受傷的心靈。

　　“我雖寫信并不寫什么痛苦的字眼，說話也盡是歡樂的話語，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會被淹死的，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時時在批判著自己，但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懷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經或者比絲線還細了吧？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許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為什么把自己弄得這樣，連精神都給自己上了枷鎖了。

　　“這回的心情還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經把我建設起來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嗎？”

　　差不多每一封蕭紅從北平發往上海給蕭軍的信都是滴著苦汁的，而她從北池子頭條李家盼到的回信說的是什么？“我現在的感情雖然很不好，但是我們正應該珍惜它們，這是給予我們從事藝術的人很寶貴的貢獻。從這里我們會理解人類心理變化真正的過程！我希望你也要在這時機好好分析它，承受它，獲得它的給予，或是把它們逐日逐時地記錄下來。這是有用的。”這樣的“理性語言”是不是往傷口上撒鹽？蕭軍還告訴她正在讀《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說：“那里面的渥倫斯基，好像是在寫我，雖然我沒有他那樣漂亮。”及至古稀，蕭軍就自己年輕時那場風花雪月，給蕭紅帶來的心靈災難做出了懺悔：“如果對于蕭紅我引為終身遺憾的話，應該就是這一次‘無結果的戀愛’，這可能深深刺傷了她，以致引起她對我深深的、難于和解的憤恨！她是應該如此的。”

　　感情受傷的蕭紅去北京，為什么還要與蕭軍通信？我就這個問題跟章海寧先生探討，他認為，蕭紅因為與蕭軍在一起生活的幾年間，一直受著蕭軍的過度保護，她一方面反抗這種保護，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依賴；在男權文化社會，特別在蕭紅的生活圈子里，蕭紅的所有朋友，都是蕭軍的朋友，她自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朋友。魯迅可能是個例外，但魯迅也不在了。即使魯迅在，她也不愿用情感上的事情來打擾魯迅，蕭紅在日本東京的時候，就沒給魯迅寫過一封信。蕭紅心中能稱得上朋友的是許廣平，但許廣平后期對蕭紅有些誤解，雖然表面上很熱和，但內心是有隔膜的。蕭軍當時是蕭紅唯一能傾訴的人。當時她還在矛盾中，到底還能不能接受蕭軍，她的心在掙扎，所以她沒有選擇馬上分手，而是用分離來減輕痛苦，但痛苦并沒有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