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漁：妓事之盛

　　清末民初，北京嫖賭之風日盛，不僅販夫走卒、紈绔子弟、政府官員成了嫖客賭徒，連青年學生也沾上了嫖賭惡習。盛傳當時北京前門外的酒樓妓院主要的顧客多來自“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是社會上還沿用“大學堂”名稱的北京大學。

　　喜冶游者不僅僅是青年學生，大學教授更甚。據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中引蔡元培的話：“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可見當時妓事之盛。

　　辜鴻銘在北大期間，好做狹邪游，課余，常與友人出入勾欄。他喜歡奪取妓女手中手帕，無論顏色為何，皆納入懷中，常在課堂取手帕揩鼻涕，五顏六色，繽紛滿案，學生匿笑，亦不顧也。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評論說：“辜鴻銘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提出過著名的“茶壺茶杯論”，他本人身體力行，不僅討了一位中國太太，還討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們對他很好，但有時也會聯手對付這位古怪老頭，因此辜鴻銘多少有點懼內，別人抓住這個小辮調侃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還有王法么？”辜懼內，但好嫖，又衛道，他曾搬出《大學》、孔夫子為自己辯解：“《牡丹亭》曲本有艷句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學》‘如好好色’之意。余謂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賭博、嗜欲等事也可見一般。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余曰：‘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辜鴻銘在幫袁世凱做《二十一條》的翻譯之時，領到三百大洋，徑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領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間造孽錢”之意。此可謂“嫖之有道”。溫源寧評價辜鴻銘：“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夸耀自己奴隸標志(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知人之論。

　　怕老婆而又喜冶游者，辜鴻銘絕非孤例。王韜亦喜冶游，但又極懼內。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老仆跟從，晚十時一過，此仆必附耳告以時刻，王不以為忤，輒翩然而歸。王氏曾致信伍廷芳，談起懼內經：“弟固亦嘗有妾矣，已納十年，未占一索……位雖虛而猶設，琴在御而不彈；偶有余閑，偕二三同志，載酒看畫，不過聊作消遣，而約束已隨其后。跬步暫蹈，荊棘便生。一刻之歡，不敵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塵海中苦惱群生也！”哈哈哈。

　　當年流連勾欄者，不僅僅是遺老遺少們的愛好，很多新派人物也趨之若鶩。蔣介石一生服膺宋明理學，又曾在上海洋場的花街柳巷長久浸淫，內心掙扎可想而知。某次途經香港，蔣日記上寫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還是去了妓院，并在日記上寫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并自勵曰：“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被蔣介石稱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的胡適先生，青年時期也曾多次逛過窖子，并在自己的日記中多有記載。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適和一幫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輛人力車回家。遇巡捕盤問，胡博士乘著酒勁，光著腳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后被罰款五元。車夫乘他酒醉，順手牽羊，剝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錢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胡適后來對此類“風流雅事”多有反省，1914年6月30日，他始提倡禁嫖。“今日急務，在于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輿論，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為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為娼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為人道大惡，為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胡適對妓女也頗為同情和尊重。某年，高一涵把一名妓女接回家中同居，正在南方養病的胡適得知消息后，寫信給妻子江冬秀，勸其不要歧視相鄰而居的高一涵和那名妓女，另外還致書高一涵，勸其新娶之后，要專心學問。高一涵甚感寬慰，回信說：“誰知你竟能超脫一切俗見，竟于寬恕之外，來勉勵我前進，真使我感愧無地！”

　　當時妓事雖盛，但民風未開，衛道甚嚴。“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性史》，與主張在教室公開做人體寫生的劉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錦暉，就曾被傳統勢力視作“三大文妖”。張競生在報紙上撰寫提倡避孕節育的文章，被誣蔑為“賣春博士”。《性史》出版后僅四個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致函警察廳，稱南開附近的書店出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魯迅先生曾不無揶揄地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25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