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評價說:王觀瀾是我們黨內最懂得農民與土地的人之一。1954年秋，王觀瀾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1955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和《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批評鄧子恢等“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這樣一來，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農業合作化的規劃，在3年內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進，違反規律，脫離實際，農村出現了不少問題，來北京上訪的農民一撥接著一撥。

　　對農村出現的種種問題，王觀瀾極為關注。他身穿舊棉衣棉褲，親自到上訪農民家中，了解他們的困難和意愿。上訪農民很樂意和這位“老農”干部談心，但他們沒想到，這位“老農”，正是他們要找的中央農業部門的高官。

　　帶著農民遇到的實際難題，1956年4月，王觀瀾率一個工作組，南下浙江臨海等縣農村搞調查研究。在臨海，他為農民算了一筆賬，發現他們頭年的人均糧食比上一年有所減少，副業和土特產品生產的收入也呈下降趨勢。回京后，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如實反映情況。他在報告中說:“看了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情況，深感實際生活要比書本上復雜得多，豐富得多。”他建議:“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尤其是領導財經工作、領導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時間，到農村去看看。”

　　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批示:“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王觀瀾同志報告中所述臨海縣的情況，是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況，如果這種縣多了，則事情未可樂觀，值得嚴重注意。”報告隨即被批轉全國各地。

　　看了毛澤東的批示，王觀瀾很是興奮，他認為農村和農民問題，一定能得到切實解決。

　　但令人遺憾的是，接踵而來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大躍進”浪潮，全國再度泛濫起一股更“左”的思潮。報紙上不斷出現放“高產衛星”的報道，河北徐水某公社畝產超萬斤的消息，還上了《人民日報》頭版。

　　頭腦清醒的王觀瀾不信，他隨鄧子恢副總理驅車前往徐水，深入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考察。兩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情況很不正常。王觀瀾說:“畝產幾萬斤，不可能，也不符合當前的科學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王觀瀾再次表示:“這是主觀愿望啊！有些東西，不要說科學知識，連農業常識都沒有了！”

　　1961年春節前，王觀瀾應邀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一個晚會，正好遇上毛澤東。兩位30年的老戰友相見，分外高興。毛澤東拉著王觀瀾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詢問他的身體及家里情況，并開玩笑說:“進城以后，你不來看我，咱們疏遠了。”

　　的確，進城后王觀瀾與毛澤東之間顯得并不緊密。當時全國上下涌動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王觀瀾對此卻十分冷靜，不跟風，不吹捧，他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這次與毛澤東見面，王觀瀾內心很不平靜。他幾次想向毛澤東反映農村的實際情況，但總感覺場合不合適，幾次欲言又止。回到家，他反復思量，覺得還是通過寫信反映情況比較好。于是他和妻子徐明清商議，以妻子的名義倆人共同給毛澤東寫一封信，直抒己見，痛陳時弊。信的內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觀瀾見到主席，主席還記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動。觀瀾病重時，主席給以極大的關懷、幫助，我們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在中國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將永載史冊。

　　最近一段時間，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精神苦悶。一些字義、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壞、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敵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進和退、黑和白———廣西二三千，震動那么大。如果二三萬、二三十萬、二三百萬，或者數目更大，面積更廣，又怎樣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騙是萬惡之源。主席處世英明，處處爭取主動……李訥怎樣？李訥應改為毛訥了吧！

　　此致敬禮！

　　明清1961年1月25日由于當時政治形勢仍十分嚴峻，王觀瀾也考慮到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信寫好后，他鄭重地把3個都是黨員的兒女叫在一起，說明了為什么要給毛主席寫這封信。他說:“說真話，可能會受到打擊。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我們一定要反映真實情況。我是共產黨員，豁出去了，最多丟官。你們要有思想準備，如受到了打擊，不要害怕。”

　　這封信，并沒有直接寄給毛澤東，因擔心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當普通來信來訪處理。王觀瀾特意讓妻子套了3個信封，最外邊的信封寫的葉子龍收，中間的信封寫的江青收，最里邊的信封才寫的毛澤東親收。這封信幾經輾轉，最后終于送到了毛澤東那里。

　　讓大家沒想到的是，3天后，毛澤東親自從中南海給王觀瀾打來電話，說:“你們的信收到了，謝謝！”

　　知曉了毛澤東對信的態度，王觀瀾夫婦這才放了些心。特別是王觀瀾，興奮得幾夜都沒睡好覺。

　　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一個晚上，已經9點多了，毛澤東打來電話，請王觀瀾去釣魚臺一趟。那天，毛澤東站在門口迎接他，特別客氣，兩個老戰友一直談到很晚。

　　不久，毛澤東提出，全黨要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說，我們黨有實事求是的傳統。最近幾年，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并說，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個世紀。今后搞幾年慢吞吞，指標不要那么高，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

　　來源：《黨史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