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88歲高齡的鄧小平從1月17日離開北京，途經武昌、長沙于19日抵達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視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與當地領導人作了關乎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一系列重要談話。對這次鄧小平的“南巡”談話，當時為很多人不理解，認為鄧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問題，不在北京當面與中央領導層直接對話，僅從組織層面看，也是欠妥的。當我們把鄧小平這次“南巡”，放到當年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下考察時，就不難看出這完全是客觀形勢使然。

　　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

　　1989年6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在選舉中遭到慘敗，由勝選的團結工會進行組閣，波共由此失去政權。接著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0月發生分裂，自動放棄了政權……1991年12月，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當年的社會主義陣營，竟然在短時間內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倒了下去，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它與1950年代開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興起的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潮流是什么關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十三大確定的路線和發展戰略是否應堅持下去？中國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選擇？

　　就在東歐發生劇變的最初時刻，中國國內在1989年春夏也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一時間，宣傳輿論中反和平演變的聲浪調高。

　　在這種背景下，本來就存在的一種擔心改革開放會滑向資本主義的思想情緒增長，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因而對改革開放中許多問題提出疑問和詰難。焦點則集中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一些人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直接同堅持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聯系起來。

　　蘇東劇變的教訓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興起的改革，竟然最終導致共產黨失去政權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說是見仁見智。相當一部分人堅持認為，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的惡果。事實果真如此嗎？請看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究竟說了什么：

　　“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黨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及右翼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者進行激烈的斗爭并在思想意識領域內解除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的武裝……在這里，斯大林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興起的右翼政治路線在我們中間得到蔓延的話，如果我們沿著‘復興服裝工業’(原注：指輕工業重點主義)及保護富農的方向前進的話，事情到底會變成什么樣呢？恐怕我們今天不會擁有強大的重工業了，恐怕也不會有集體農莊了，恐怕我們已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下解除了武裝而變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們表明，赫魯曉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領導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為捍衛列寧主義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肯定，也就是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肯定。

　　正因為此，國內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赫魯曉夫的改革有如下評說：在國內改革問題上，與其說赫魯曉夫失之于離開社會主義方向，還不如說失之于未擺脫傳統的體制而改革不徹底。赫魯曉夫既沒有改變斯大林時期的經濟管理理論和產業結構，也沒有完全拋棄行政命令的管理體制和方法，既沒有調動起工農群眾真正的生產積極性，也沒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發揮知識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說，上述看法只是學者的聲音。那么，我們不妨聽聽從1954年開始就任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到1989年下臺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樣反省的。

　　日夫科夫說：

　　我們共同體各國的社會主義悲劇。我們將向馬克思做什么樣的總結呢？顯然，在這個總結中不能漏掉馬克思如何經常從源頭、從主要方面被偽造。他被偽造得已不成其為馬克思了。還有，不能漏掉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樣沒有被進一步發展，以致使我們能從所處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別重要的是，它沒有被進一步發展到讓我們能夠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

　　最使我失望的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仍沒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仍舊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樣。而這種情形，總的來說，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來。問題越來越緊迫。卻沒有找出那種決定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這里指的是社會主義的原則。

　　那么，曾被認為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是什么呢？簡單說，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日夫科夫稱，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從源頭“被偽造得已不成其為馬克思了”。遺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來。

　　斯大林死后，蘇聯和東歐國家，曾經因長期積累的矛盾而不斷試圖進行改革，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動到被奉為經典的社會主義原則，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說的，“要還是不要社會主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成了所有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難以逾越的障礙。

　　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國內東歐問題專家就東歐各國的經濟戰略、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有過如下分析：一是東歐長期仿效蘇聯實行以速度為中心的趕超戰略，其核心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其結果是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二是始終沒有明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一方面要建立產品的自由市場，另一方面又不讓勞動和資本進入市場，各國對經營不善的虧損國營企業，不是向市場引導扭虧為盈，而是由國家直接包攬扶植。三是財政補貼與高舉外債，為安撫人民對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滿，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983、1984兩年，東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巴伐利亞州總理施特勞斯，從西德借了20億西德馬克。各國長期違背價值規律，結果是加快觸發了經濟危機。正是由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這才是蘇東共產黨最后倒臺的深層原因。

　　鄧小平高瞻遠矚撥正航向

　　與日夫科夫等一代蘇聯、東歐共產黨領導人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提出質疑，提出：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又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問題。它不單純是從中國本身的曲折發展中悟出，更是縱觀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悟出來的。因此，鄧小平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一經明確就堅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李鵬、姚依林談話中就有針對性地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鄧著重強調說：“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也不能動。”

　　1991年12月，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12月26日，蘇聯解體。就在蘇聯解體后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啟程南下，開始他一次歷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在當時國際國內的大背景下，鄧是帶著對中國改革開放極其憂慮、極其緊迫的心情上路的。

　　鄧小平在沿途與各地領導人的談話，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針對姓“社”姓“資”的爭論，鄧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闡述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的道理。他語重心長地告誡人們：“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見，真正看透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各國失敗的根本原因的，是鄧小平。如果說，1989年東歐各國共產黨紛紛倒臺，已經引起他的高度警覺。但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竟然也在一夜之間倒塌下來，這就不能不使鄧小平產生一種緊迫感。也就是說，如果再繼續對姓“社”還是姓“資”喋喋不休地爭論下去，中國就會錯過時機，以至導致改革夭折的危險。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鄧小平這時何以采取這種不尋常的方式，大聲呼吁。

　　中共十四大終于接受了鄧小平的意見，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撥正了改革開放的航向。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階段載入史冊。

　　(徐水摘自《國史札記·事件篇》，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作者林蘊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