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始人之一、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者。早年就讀于香港黃仁書院、北京大學、法國里昂大學。曾任廣州廣雅校長、中山大學教授，建國后在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廣東省文史館工作。

　　為推動中共創建史的進一步深入研究，促進先進文化的傳播，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今年將主辦紀念袁振英同志誕辰115周年學術座談會，探求他在中共創建時期的地位和革命貢獻。

　　1917年1月4日，對北京大學算得上是起死回生的一天，它幸運地等到了一位深通大學之道的新任校長蔡元培。蔡元培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說，就忠告說：“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正在英文系讀書的二年級大學生袁振英,立即感受到了他帶來的新變化。這位23歲的廣東籍學生,接觸到了大批思想、學術與性格大不同的老師們，其中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胡適，也有守舊派教授的典型辜鴻銘。

　　“我不只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

　　辜鴻銘是1917年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的，教授英國古典文學。他出生在南洋，早年留學歐洲，將中國古典翻譯成英語，上課受到包括袁振英在內的學生們的喜歡。袁振英稱贊他“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愛穿西裝的學生袁振英信奉無政府主義———那個時代最激進的派，而老師辜鴻銘，身著長衫，留著帝制象征的發辮———那個時代的守舊派。但袁振英并沒有看扁自己的這位老師，他解釋辜鴻銘看似古怪的不合時宜的辮子與行為時寫道：“我在香港讀書時，喜歡穿藍布長衫，同學們都笑我是一個‘侍仔’！香港只有餐室的仆人才穿長衫。我因為在‘北大’時，不懂國語只講英文，所以改穿西裝，聽差們反以為我是教授。因為很少學生穿洋裝。我們的辮子教授辜鴻銘在張之洞兩湖總督署時是穿西裝的，但在清朝塌臺、中華民國成立后，他便改穿長衫馬褂！他也是反對社會的！”1928年，辜鴻銘去世，袁振英在《記辜鴻銘先生》文中寫道：“在中國再想找第二個辜先生，恐怕還不知道什么時候呢！待河之清，人壽幾何！我不只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為中國的文學界悲！瞻望前途，余欲無言！”字里行間，他對辜鴻銘的晚年境遇極為痛惜而對他的才能和貢獻極為推崇。

　　“最新的要講，最舊的也要講”

　　蔡元培上任的第9天，就聘請安徽懷寧人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月薪300元。袁振英所在的英文系自然也在他的職權范圍。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北京大學成為席卷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狂飆的中心。

　　但這位聲名大著的文科學長一開始卻沒有給袁振英留下好印象，當時的袁振英這樣描述陳獨秀：“聽說曾到過日本，但他讀過什么書，得過什么文憑和學位，都沒有人知道，他也沒有什么專長，只會作些政論罷了。”圍繞一位任課老師的聘用，性情剛烈的袁振英還和陳獨秀發生了沖突。當時，陳獨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師剛從日本高等師范畢業，年紀很輕，陳獨秀任用他來教北京大學英文學系的畢業班，讓學生們感到吃驚與氣憤。袁振英也講述了不滿的理由：“我們中國國立北京大學是與日本帝國大學同級；我們中國的國立高等師范也是與日本的高等師范同級。中國高等師范畢業生重入北京大學還要從第一年級讀起；日本高級師范畢業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學也要從第一年級讀起，因為中日兩國常常也會交換教員和學生的。所以陳獨秀任用一個日本高師的畢業生來教我們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班的英文，這簡直是國家一種恥辱。”懷著這樣激烈的情緒，當時是班長的袁振英與后來翻譯《馬克思傳》的副班長李季領著一班學生找到陳獨秀申訴，聲稱假如陳獨秀不趕走那一個教員，學生只有不上課。個性本來倔強的陳獨秀還是順從了學生們的意見。

　　從此，陳獨秀對這位英文優秀、思想激進、性情倔強的袁振英印象深刻，他沒有因此歧視這個學生，反而讓他成了自己主編的《新青年》雜志投稿人。從北大畢業以后的袁振英后來常年在大學教書，他自己就主張：“大學者，大學也，無所不學，無所不講，最新的要講，最舊的也要講！因為是一種研究態度，不是一種宣傳！”這段話其實就是蔡元培學術理念的投影。

　　“與平民為伍、與勞動為伍”

　　1918年1月中旬,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進德會”。當時的北大學風非常不好，無論教職員和學生等都喜歡到八大胡同打茶圍、逛窯子、搓麻雀、捧女伶、逛中央公園、吊膀子等。所以蔡校長便發起了“進德會”，要求大家參加。成立大會時，教員、職員、學生共計461人。不僅在進德會，就是在學校管理上，袁振英也大膽地提出建議：“我反對考試制度、分數制度、文憑制度、學位制度等，只贊成作論文。當時北大三年預科，三年本科(法科、醫科四年)，我說我二年可以學完三年的課程！這不是假話！因為我還有許多時間來學習其他各科，如德、法、日、拉丁文等，哲學、政治經濟等。所以后來我能夠在各大學擔任各種科目。”

　　1917年5月，袁振英和他的北大同學趙太侔、黃凌霜等人在北京大學組織了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實社，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自由錄》，筆名震瀛的袁振英是這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袁振英就說過：“我的一切思想，最初發源于無政府共產主義，再發源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雖然多少的成分不同，我平生主張‘與平民為伍’、‘與勞動為伍’。”

　　1918年7月，袁振英從北大畢業。蔡元培建議他先去法國勤工儉學，然后代他向教育部申請官費生的名額。但沒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快告終，法國軍隊復員，本國失業人數很多，勤工儉學環境變得惡劣。袁振英體質不佳，便回到廣東，在廣東高等師范教書。兩年以后，袁振英于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協助陳獨秀籌建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和廣東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創始人之一。

　　直到1921年9月，袁振英才得以前往法國留學。1928年，已經離開共產黨的袁振英，被廣東軍閥陳濟棠以“中共重要干部”的罪名拘押虎門，險些喪命，多虧蔡元培出面保釋才恢復自由。抗戰時，袁振英和蔡元培都逃到香港避難，相互之間還有書信往來。蔡元培病逝香港的時候，袁振英極為悲傷。有人曾詢問袁振英的女兒袁昌淑，她父親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誰時，她毫不遲疑地說出了“蔡元培”這三個字。

　　李繼鋒、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