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

　　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吳、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于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員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是這樣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癥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癥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干部。一次范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媳婦，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范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扎根陜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并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來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云、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匯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長沙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于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于放聲大哭起來。9個月后，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么能不天下歸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