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08年的日歷成為過往的痕跡，我們回首往事，驀然發覺，一個個曾經讓我們感動的大師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撰稿·何映宇(記者)王悅陽(記者)

　　深深的寒意中，一個令人傷感的消息傳來，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戲劇家哈羅德·品特因患癌癥在倫敦去世，享年78歲。

　　從賈植芳、王元化、謝晉、柏楊、蔣學模到索爾仁尼琴、亨廷頓和哈羅德·品特……

　　就讓我們在瑟瑟的寒風中，再獻上一朵文字的小花，奉獻于他們的靈前，作為一種“為了記住的紀念”。

　　王元化與賈植芳

　　50年代出版、署名“瞿光銳和聶真”編選的《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一書中，收錄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文章，題目是“賈植芳——販賣人口的教授”。文中稱1945年，賈植芳教授在蘇北海州拜一個“王三太爺”的大流氓頭子為師父，販賣過人口。這顯然是子虛烏有的事。但這本匪夷所思、“想象力極為豐富”的批判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浮夸、失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的政治風氣。

　　其中的文章不僅在上海某大報上公開發表，而且又結集出版，現在看來真是一個笑話，但對于這些受批判的人來說則是真實到殘酷的致命打擊。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監獄是一個非常的所在，而賈植芳先生的一生恰恰與監獄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生中四次入獄，由上海遠東出版社收入“火鳳凰文叢”的他的回憶錄也索性命名為《獄里獄外》。盡管遭受磨難深陷囹圄，但賈植芳從未放棄作為一個個人生活的尊嚴，一直堅守著一個正直的人要說真話的道德底線、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良知和獨立精神。

　　和賈植芳相比，另一位因“胡風案”受到牽連的王元化先生也許略為幸運一些。他沒有因此入獄，靠邊站的他還有閑暇去拜訪隱居在淮海路上的熊十力先生，和他一起探討學問。“文革”之前，還沒有到斗臭搞倒的地步，總算還有點回旋的余地，但日子也實在是艱難。

　　有一天，他收到張中曉從老家寄來的一封求救信，展信一看，不禁心酸幾至落淚。張中曉在信中說：“我很困難，活不下去了。但我還想活。”當時的張中曉寒衣賣盡、早餐闕如、咳血不止、極度困頓。見信后，王元化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爭之中，自己處境危險自身難保，還要不要為張中曉出頭？要知道，在作為定案準則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張中曉被說成是最反動的一位胡風分子。自己如果為張中曉說情，很可能張中曉沒有保下來，自己反而多了一項罪責。但是當張中曉的第二封信寄來時，在權衡利弊之后，王元化仍然決定冒著危險，通過羅蓀把張中曉的信反映給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也確實在張中曉生命的最后幾年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幫助。

　　在給張中曉寫的紀念文章中，王元化毫不掩飾自己在收到張中曉第一封信時的猶豫和脆弱(他完全可以不寫這一段)，但確從這些真摯的文字中體現出一個真實感人的形象。

　　索爾仁尼琴與品特

　　大學畢業的索爾仁尼琴新婚燕爾，還來不及享受婚姻的喜悅，蘇德戰爭的爆發打破了生活的寧靜。懷著報效祖國的熱情，索爾仁尼琴毅然報名參軍，到東普魯士的前線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入侵。但是讓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將他逮捕起來的不是德國人，而是自己的同胞。因為一封寫給自己友人的信(其中有批評蘇聯政治現狀的段落)，他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8年勞改，刑滿后，又被流放哈薩克斯坦3年。

　　直到1957年，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政府宣布他“無犯罪事實”，恢復了他的名譽。此時的索爾仁尼琴，早已不是那個一心為國捐軀的熱血青年了。他有了自己的思考，知道他所面對是正義還是罪惡，并能對此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斷，這也許就是瑞典文學院在頒發給他諾貝爾文學獎時給予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評價的理由。

　　索爾仁尼琴是個復雜的個體。一方面，經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經歷了烏托邦的幻滅，他對自由的向往變得異常的強烈，所以也開始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但是另一方面，索爾仁尼琴深受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熏陶，自始至終都將繼承俄羅斯的傳統和宗教視作其終生的職責。他猛烈批評西方的后現代主義對于傳統的破壞，對于自由市場造成的貧富不均也屢有微詞，并最終因此拒絕了葉利欽頒給他的安德烈勛章。

　　索爾仁尼琴是矛盾的，但不能抹殺他的成就。當他今年8月3日在莫斯科家中去世時，俄羅斯總理普京寫下了這樣的話：“這是全俄羅斯的巨大損失。我們深感自豪，索爾仁尼琴是我們的同胞和同代人。我們會永遠記得他是一個品格高尚的堅強勇者。”

　　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哈羅德·品特也是個矛盾的綜合體。這位早年深受荒誕派戲劇代表人物塞繆爾·貝克特影響的年輕人(并與貝克特成為知交好友)一向以藝術本體上的激進實驗回應著貝克特的提攜。他筆下的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者言行舉止缺乏明顯動機，讓人摸不著頭腦。包括《情人》、《陽臺》、《背叛》在內的他的很多戲也曾經在國內上演，很多觀眾抱怨說，他們實在是不知道品特在講什么。

　　而從1970年代起，品特似乎不再滿足于在一個小眾的舞臺上表演一些晦澀壓抑的故事。他成為了國立皇家劇院的副導演，也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中去。他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反對北約空襲塞爾維亞、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忙得不亦樂乎。2005年3月，品特宣布他已決定終止自己的劇作生涯，集中精力于政治活動，從一個將自己封閉在舞臺上的實驗者，到積極介入社會問題的社會革命家，品特完成了自己的蛻變。

　　謝晉

　　曾幾何時，一部優秀的電影上演，總能成為一種全民的節日，而謝晉或許就是這種節日的長期執掌者。《女籃五號》、《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牧馬人》、《天云山傳奇》、《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誰都叫得出謝晉的名字，因為，時代、生活、人民給了謝晉最真實的文化地位，正如老人自己所說的那樣：“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們的口碑”。

　　然而，一個充滿悲憫情懷的人文主義時代終究是要過去的。社會的快速發展，帶動著物質的不斷豐富，卻也仿佛停滯了人心的自我發現與救贖。當年過七旬的謝晉依然端坐在攝像機前，滿懷感情地看著鏡頭中的林則徐慷慨陳詞“我中華大地何時崛起”而隨之激情澎湃、熱淚盈眶時，又有誰能夠想到《鴉片戰爭》、《女足九號》票房的連連低谷給這位終生熱愛電影的老人帶來了多大的痛苦！那段時間，老人常常一人向隅，不斷地飲著終生熱愛的杯中物，一個勁地喃喃自問：“觀眾為什么就不喜歡這么好的電影？”這又是一個多么令人心酸的鏡頭！一輩子熱愛的事業，仿佛一夜之間拋棄了他。而那個時候，他本該是功成名就的一代宗師，享受著含飴弄孫快樂的歲數啊！但為了電影，謝晉放棄了許多。

　　面對兩個智障兒子的未來，謝晉唯一想到的，是在家鄉蓋上幾間土房，因為他感到自己去世后，兩個兒子“在城市里會受到歧視、欺負。還是讓他們回到鄉下，家鄉的父老鄉親們一定會好好照顧他們的”。房屋落成的那天，老人喝了許多酒，也流了淚。想必那眼淚是一定包含著喜悅之情的，因為，他能為自己親生骨肉做的，只有這些了……

　　他還有許許多多的夢，主持拍攝電影《大人家》、到影視學院授課、寫回憶錄、協助拍攝大型紀錄片《大導演謝晉》……他曾經堅持，自己一直要干到90歲才真正選擇退休。如今，謝晉卻充滿戲劇性地選擇在自己的家鄉，匆匆告別一生熱愛的電影事業，以及無數熱愛著他的可愛觀眾。時間定格在2008，一切的可能都成為了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