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故都北平曾經發生一起關乎故宮博物院所藏國寶命運的“驚天大案”，原告、被告雙方皆為重量級人物——被告方，一位是早年曾為毛澤東湖南長沙第一師范老師，后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的易培基，另一位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史學家李宗侗。而原告方則為當時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張繼及其夫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崔振華。此外，民國大批軍政要員、學界名流，都從不同角度卷入此案。

　　這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所謂“故宮盜寶案”。1948年至1949年間，當時實際負責故宮博物院常務工作的秘書吳瀛詳細記載了案件的來龍去脈，寫下《神武門魅影錄》書稿。直到吳瀛辭世二十余年后，《神武門魅影錄》才被吳瀛之子、著名戲劇家吳祖光以《故宮盜寶案真相》之名出版。而近日，該書經過吳瀛之孫、書畫家吳歡修訂刊正后，由華藝出版社再次推出。

　　“這部書稿經過了多半個世紀的滄桑塵埋，歷經我家三代人的磨難，幾乎在世界上斂跡銷聲。”今年已55歲的吳歡，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家族歷史的整理，在新書發布之際，他數典念祖，回顧吳家百年的傳奇經歷，言語中有難以抑制的激動。

　　從書稿中追溯

　　家族百年歷史

　　吳歡說，從小他就知道吳家跟國共兩黨淵源深厚，唯其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復雜的政治環境中，為避嫌疑，他家對于家族舊事都明令緘口，大人不談，小孩不問，久而久之他對家里那些陳年舊事，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真正對我家歷史的了解，客觀地說，是在我父親吳祖光去世之后，我回到了家鄉常州。”吳歡說，常州至今沿襲了續寫家譜的風氣，活躍著一批專家，他們引經據典，考證翔實，正是他們幫他理出了頭緒，又請教了辛亥革命史專家馮天瑜、馬勇先生等，居然弄清了三百多年來他家在近代史上很多尚不為人知，卻很重要的情況，特別是近一百年的情況。

　　吳歡說，祖父吳瀛與故宮的關系，應追溯到其曾祖父吳殿英。吳殿英是清末洋務巨擘張之洞編練湖北新軍的重要助手，曾在張之洞幕府任職，后到湖北武備學堂創建新軍，正是這支軍隊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大總統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級。

　　因吳殿英任職武昌，少時的吳瀛便進入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方言學堂(國立武漢大學前身)學習英文，同班有一位年長于他11歲的同學——湖南人易培基。易培基后來曾任長沙第一師范校長，教過毛澤東三年國文，并多方幫助他，毛澤東1937年與斯諾淡話時，還多次提到易培基，對他念念不忘。

　　易培基1928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同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長。由于他與吳瀛是老同學，又器重他對文物的廣博知識以及長年管理故宮事務的豐富經驗，于是委派吳瀛為故宮博物院秘書，實際主持故宮博物院日常工作。

　　“故宮盜寶案”

　　禍起搶官之爭

　　在《故宮盜寶案真相》一書中，吳瀛從溥儀出宮，故宮博物院成立起，細述了“故宮盜寶案”始末。他在書中的引言中稱“我并不重為自己鳴冤”，“有益于天下后世能夠了解此一段故宮的始末淵源，則余愿足矣。”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故宮博物院的組織法和人事任命，易培基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張繼為副院長。后易培基因病未到任，按理本應由副院長張繼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卻認為張繼神經質，又是有名的“河東獅吼”，聽任太太崔振華支配，不宜主持故宮工作。于是他派自己女婿李石曾的侄兒李宗侗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主管博物院日常工作。張繼夫婦對易培基滿腹怨尤，由此埋下“故宮盜寶案”禍根。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岌岌可危，故宮博物院南遷提上議事日程，張繼等主張遷西安，被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否決，其間易培基派李宗侗到南京協商，達成遷上海租界的方案，張繼認為是易、李聯合宋子文否定遷西安的方案，更加深了對易、李的憤恨，決計伺機報復。

　　后來崔、張聯手向故宮博物院職員搜集易、李材料，控告易培基伙同女婿盜寶。吳瀛本來置身所謂“盜寶案”事外，后因截留舉告方密謀的電報，也被以“妨礙秘密罪”起訴，并列為被告。

　　綿延十余年

　　最后卻不了了之

　　吳歡說，所謂“故宮盜寶案”，實際上是李宗侗和崔振華兩人的口角沖突，引發出搶官之爭，繼而愈演愈烈，欲罷不能，終于牽扯出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的大人物。力挺張繼的有汪精衛、何應欽、法院院長鄭烈等人，而易培基這邊也背靠民國元老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弄得連蔣介石、宋子文都退避三舍，懶得介入了。其間，易、李也曾提出反訴，然而畢竟書生斗不過政客，被套上“侵占”、“吞沒”文物之“罪名”。易培基以為退讓即可息事，遂辭去故宮博物院長職，匿居于天津租界。1937年9月在上海辭世。

　　吳歡認為，“故宮盜寶案”復雜的政治層面中又加上了更復雜的所謂“通共”隱形罪狀，使得被告方處于下風。易培基和吳瀛兩人早年就與李大釗、毛澤東有過交往。加之后來在重慶談判時，吳祖光首發了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當時共產黨形象在國民黨控制宣傳時期被形容成沒文化的土匪草寇。毛澤東這首氣吞山河的詩詞，像突然爆炸了一顆精神“原子彈”。這對國民黨而言當然是闖下了滔天大禍，蔣介石即刻下令追查，吳瀛在周恩來安排下脫離國民黨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回到上海躲避。吳祖光也在周恩來安排下躲避追殺，去了香港開創電影文化事業。故宮盜寶疑案更無轉機。直到1947年年底張繼病亡，崔振華頓失依靠，轉而放下身段，讓法院不經公審，于1948年宣布“援大赦，案免訴”。此一綿延十余年之久的“故宮盜寶案”不了了之。

　　書稿險些灰飛煙滅

　　吳歡說，有關祖父吳瀛的這部書稿，曾險些灰飛煙滅。

　　“文革”時，吳家被抄，造反派發現這部書稿里的人物全是民國著名人物。尤其要命的是蔣介石、汪精衛也名列其中，吳家頓時都成了反革命，連十二歲的吳歡也未能幸免。

　　沒過幾天，他父親的朋友偷偷告訴母親，說外交部長陳毅伯伯向周恩來總理匯報祖光、鳳霞家里被造反派抄了，他家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和資料建議迅速保護。“周總理跟爸媽是非常好的老朋友。果然，不久后的一天，一批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把我家全部用封條查封，運了一卡車東西走，并找造反派接管了所有被抄物品及資料。并指令街道和單位，不許亂抄吳家，今后吳家歸中央專案組直接管理。自那以后，我家東西便神秘失蹤，杳無音信了。”

　　“文革”終于結束，大約是1978年的某一天，吳家接到通知，去盤點認領當初中央專案組拉走的東西。吳歡說，當時父親帶著他去，在被退還的東西中，就有祖父的這部書稿。“父親取回東西的當天，像是自言自語又像對我講：‘這些身外之物，倘若沒有周總理和陳老總，早就蕩然無存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場瞎胡鬧啊！’”

　　之后沒過幾天，“鄧大姐”鄧穎超請他母親新鳳霞吃飯，“劫后余生，相見之下二人都哭了，在場人等亦莫不失聲。鄧大姐見我媽已成殘廢之人，惋惜再三，我媽也當場向她感激了總理對我們一家的關照。”

　　整理家族歷史，讓吳歡感慨良多。“回首過去，數典念祖，我才發現并感覺到，我家四代人自清末、民國、共和國以來，怎么經受了這么多數也數不清的波折。連續三個深夜，我獨坐案頭，仰天遙望窗外黑墨墨的蒼穹深處，那里有祖宗的神靈……心中是說不出的難過，但過去的歲月不再，明天永遠是最美好的。”

　　(鄭媛)

　　《故宮盜寶案真相》 作者：吳瀛 華藝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