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盞聚光燈下跑開，隱匿得不知去向，然后出現在另一盞聚光燈下。20多年來收收放放取取舍舍，不太安分的馬未都總能闖蕩出一些名堂。

　　先是1981年在《中國青年報》上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小說《今夜月兒圓》，兩個月后，他從工廠調入《青年文學》編輯部，從此，文學界多了一個筆名“瘦馬”的青年才俊；數年后，他卻主動離開吃香的崗位，“瘦馬”銷聲匿跡；上個世紀90年代初，隨著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的熱播，馬未都作為編劇之一再次進入公眾視線，之后趁熱打鐵，又推出了《海馬歌舞廳》；此時，影視風生水起，觀眾有理由相信馬未都將繼續帶來新作，而他卻第二次玩起了“失蹤”；直到1996年末新中國首家私人博物館“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成立，大家才發現馬未都竟然是這家博物館的主人；2004年，博物館搬遷至北京東五環外的大山子，更名“觀復博物館”，開風氣之先首次引入了博物館董事會制度；去年年初，馬未都又來到央視《百家講壇》說收藏，他一語驚人，將“床前明月光”中的“床”解釋成“胡床”，也就是“馬扎”，類似的新解引來褒貶不一的聲音，而他本人也像于丹、易中天一樣，在褒貶聲中成為帶有時尚色彩的學術新星，他的鐵桿粉絲們自稱“永遠的馬扎”。

　　他感嘆擁有這樣一份人生履歷，“我覺得我特別幸運”。今天，他的故事正以每天滾動很多次的頻率被央視短片“30年百姓記憶”講述著。其中，關于他和文物的緣分，在短片里不過是幾秒鐘的時長，卻貫穿著他的生命，在沉沉浮浮的時代變遷和林林總總的人生選擇中沒有放棄，而是化作依戀和歸宿。

　　“觀復”二字，引自老子《道德經》中的“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意為“萬物同時在生長，我看著你們輪回”。馬未都將博物館定名“觀復”，即包含對文物一遍遍觀看的喜愛之情，更有一種跳脫物化生命的若有所悟。他希望來他博物館的每一位客人，都能與館內藏品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從而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覓得一份寧靜。

　　馬未都很享受這樣的寧靜：子夜時分，喧囂盡散，青燈暖茶，書籍相伴。自2008年1月9日在新浪開博客以來，他雷打不動每天寫一篇，堅持至今已有350余篇。這些博客文章大都是千字以內的小品文，談天說地，評古論今，文風輕松，卻又能巧妙地表達哲思。

　　當然，你還可以從博客中看到主人的行蹤。他幾乎很少呆在北京，而是常在異地，或講課或簽售圖書或參加拍賣會，步履匆匆。“寧靜”于他而言，并非生活常態，更像是一種追求，是刻意擠出時間為自己營造的氣氛。

　　從博客里，我知道他數天來輾轉杭州、廈門、日本。他從日本飛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12月15日，我應主人之邀，走進了“觀復博物館”。

　　午后的陽光穿過落地長窗，投射在他的臉上。53歲的他頭發灰白，小眼睛在陽光中瞇縫著，這正好是用于回憶的最溫暖的神態。我聽著他和文物之間的緣分，聽出了欣慰，聽出了抱負，但沒有聽出得意。

　　這時候，“觀復博物館”里數千件文物正靜靜地陳列著，是一種鉛華洗盡之后的沉淀。而馬未都對文物那種深沉的親近，應該也是經過沉淀的吧。

　　收藏文化的大眾化

　　古語道：盛世藏古董。盡管盛世的標準不一，但不外乎國泰民安、文化繁盛、百姓生活相對富足。歷史上的盛世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當然也包括諸如北宋宋徽宗時期這類“小盛世”，有《清明上河圖》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畫像為證。

　　收藏熱大體形成于盛世。目前流行的“從古到今共有五次收藏高峰”的說法就是由馬未都總結的：第一次在北宋，最明顯的標志是《宣和畫譜》、《金石錄》等專業書籍集中問世；第二次在晚明時期，史書記載嘉靖萬歷年間皇帝不朝，政治黑暗，其實當時的社會還有另一側面，那就是經濟富足，文化繁榮，《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等相繼發行；第三次在康乾盛世，這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段盛世，長達100年；第四次在晚清到民國初年，這和前面幾次不同，主要是外需加大，內需縮小，西方人開始了大肆掠奪；第五次的形成以1993年“嘉德”成立為標志，一直延續至今，收藏者之眾、規模之大、領域之廣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收藏高峰。

　　據中國國際收藏協會統計，國內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從1993年的數千萬元拉升至2007年的219億元，全國的古玩市場達到60余個，收藏者人數增至7000萬。過去只有富賈權貴才能玩得起的文物收藏，逐漸成為大眾的共同愛好。其熱效應甚至輻射到文物以外的領域，比如服飾的復古、偶像歌手周杰倫的《青花瓷》一歌的傳唱。

　　對“大眾收藏”之說，馬未都持保留看法。他最近剛去深圳講了一堂關于文物的課，來聽課的，只有5%的人從事收藏，其余的只是對收藏背后強大的文化感興趣。嚴格地說，“大眾收藏”指的是收藏文化的大眾化，而并不是收藏投資的大眾化，絕大部分人的經濟實力決定了他是買不起重要文物的，換句話說，他對投資不感興趣。

　　而收藏文化則并不會嚴格受到經濟實力的禁錮。歷史上，收藏文化之所以只被士大夫階層獨享，一是因為收藏的私密性，二是因為人和人之間不平等，普通老百姓沒有受教育權，他們和精英文化是絕緣的。如今，科教的普及以及商業社會中信息傳遞的便利，使農村的一個老太太也知道古舊物品值錢。各種收藏知識和市場行情撲面而來，“掃盲”的同時，也極大刺激了欲望，以至一些人把投資收藏看作是暴富的有效捷徑，而贗品恰恰迎合了貪婪、投機的心理，大行其道。目前，“觀復博物館”每周設有一個面向社會的鑒定日，老百姓捧著“寶貝們”前來，卻得到了馬未都殘酷的裁定，十件里面都不見得有一件真品。

　　對于近來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藝術品拍賣頻頻流拍的現象，馬未都不認為這是“收藏熱”消退的信號，相反，支撐收藏市場的收藏心理需要冷靜才會更加成熟，進而推動收藏市場健康發展。馬未都將文物分為兩類：“在途”和“在庫”。所謂“在庫”至少是一代人不賣，類似存入庫房；“在途”是指一直在流轉途中。西方收藏界，“在庫”的占90%，“在途”的占10%；中國收藏界，“在庫”的只有1%，“在途”的卻高達99%，從中折射出了文物收藏者急功近利的心態，這容易使市場出現“蛤蟆效應”，有人跳水的時候，大家跟著一起跳下去。

　　人們對收藏態度不一，有的為樂趣，有的為投資，有的為炫耀。馬未都在《百家講壇》舉例時，盡量只說文物不提金錢，“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從金錢轉移到文化上，錢帶來的快樂往往只是一瞬間，文化卻能怡情悅性，帶來長久的滿足。”比如，他講到中國人生活中最常見的“椅”和“凳”的由來和區別：“椅”帶有靠背，現在說的“倚靠”，就是從“椅靠”演變而來；“凳”的本意是“蹬”，最早并不是用來坐而是用來踩，比如上馬凳，后來才演化為臨時的坐具——凳。正因為是臨時坐具，凳的等級就比椅的等級低，當家里來了重要的客人，一定要讓客人坐椅子，而不是坐凳子，這里面體現了我們民族的禮儀文化與倫理秩序。

　　僅僅憑借《百家講壇》這一平臺就想把大家從關注金錢變為關注文化，這顯然不太現實。但馬未都相信，只要進入收藏領域，總會潛移默化受到文化的熏陶。他拿上個世紀80年代認識的小商小販來舉例子：“歷史上到底有多少朝代，我都說不清楚，可他上來就跟我說‘天顯、天贊’，我問這是什么年號啊，他就說在遼代。也許一開始，了解這些知識只是他賴以生存的技藝，他的快樂是由錢帶來的；但當你作為一個文化人對他知道‘天顯、天贊’表示吃驚的時候，他的愉悅就全來了。”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最終一定是殊途同歸，歸于文化。”在馬未都看來，文物本身既是文化的表現，同時也是引領你走入文化境界的一扇門。

　　文物收藏的合法化

　　人們曾經仇視好看的文物，咬牙切齒砸東西；如今，文物被陳列在博物館的展柜里，人們隔著玻璃睹其芳容。

　　有人曾拿乾隆朝的瓶子換取一臺電冰箱或者幾把折疊椅；如今，這樣的瓶子可能比一幢別墅還值錢。

　　這是一段酸楚的戲劇性經歷。在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聲中，在“文革”對“四舊”的掃蕩之下，攜帶著古老文明烙印的文物幾乎遭遇滅頂之災；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物的命運才悄然發生轉變，先是經歷了15年的地下交易，1993年，文物收藏被合法化并隨后進入蓬勃發展時期，盛世讓文物找回了原來的尊嚴。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收藏領域的馬未都，用“十年一代”來形容自己30余年的收藏生涯：“七十年代是破壞的一代，八十年代是淡漠的一代，九十年代是關注的一代，到了二十一世紀則是蜂擁而起的時代了。”

　　馬未都說自己“可丁可卯”趕上了這么一個機會：“文革”結束時，他剛走上工作崗位，有興趣又有經濟能力，文物長時間所處的低谷期，讓他用極其低廉的價格收羅到好東西。這是一個前人后人都沒有趕上的機會，經歷十年浩劫的“前”人因為前車之鑒不敢收藏，“后”人當時沒有經濟能力，等到有錢了，文物價格已經漲得很高，只好望而卻步。

　　今天，當人們對馬未都的“發家史”頗感好奇時，他在2008年3月23日寫的博客文章也許是最好的回答：“我是一介草民，無師承、無家傳，平地摳餅，旱地拔蔥。我不比別人強，尤其不比前人強，宋元明清至民國，所有收藏大家令我輩高山仰止，望而生畏。收藏這樣耗錢財、耗精力、耗知識的雅事，本與草民無關；可誰知幾十年對文物的漠視，對文化的敵視，讓我在夾縫中得以落腳，而恰恰這夾縫中尚有一點點泥土，又讓我生根。我只能說，我是極為幸運的幸運兒，沒有可比性。幾千年來都值錢的物件，在我剛剛有支付能力時突然不值錢了，并展現在我眼前……”

　　上世紀80年代初，馬未都每天都要在上班之前逛逛菜市場或者爬爬山，玉淵潭公園門口的菜市場、前門菜市場、后海的小山包、潘家園的小土山……滿北京跑。他的目的不是買菜或者鍛煉身體，而是盯上了古董。那時候的文物買賣是非法的，文物販子只好混跡在菜市場里面，或者把攤兒擺在山上，早晨8點城管上班之前就得收工，免得東西被抄、人被抓。對馬未都而言，天天起個大早看看菜市場里面出現什么稀罕物件就是享受，當然，最興奮的莫過于每個月花上幾塊錢，搬回一兩件心儀的寶物。

　　當時的文物販子有個別稱：“包袱齋”——鋪一塊布，擺上東西，在土山上居高臨下，遠遠看見查抄的人過來，就把包袱一系，作鳥獸散。誰會想到，當年偷偷摸摸做生意的潘家園市場如今竟然已發展成全國最大的收藏品市場。馬未都笑言：“現在北京每天一大早兩個地方最熱鬧：天安門廣場，人們在抬頭看升國旗；另一個是潘家園，人們在低頭尋國寶。”

　　馬未都如今很少去潘家園了，這里已經很難見到他看得上的真東西，更別說像過去那樣“揀漏”了。他挺懷念過去心醉的時光：文物不僅價格低，而且件件是真品，沒人偽造，因為偽造的成本遠高于文物當時的價錢，賣家捧著古玩追著買家跑，目前陳列在“觀復博物館”里的藏品絕大部分是在1995年以前買的。歷史的機遇無法復制，今天的馬未都基本上只能通過拍賣會購買文物，價格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一年也買不了幾件。

　　懷念歸懷念，但他心里很明白，他更得感激當今這個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幫助他完成了一個人生的終極夢想：辦一家博物館。他至今還記得他在上世紀80年代去故宮博物院研究古董時的情景，“那里除了工作人員，就只有我一個人。電燈光昏黃，因接觸不良時滅時暗，為了要看清文物，我只好自己帶一把手電筒。當時大家對文物、對博物館沒有興趣，每當我興高采烈地想讓大家看看我買的好東西，別人不是漠然就是不解，有的還很不屑。”

　　人不可能總占著兩頭的好處。對馬未都來說，恢復文物本身的尊嚴，與眾人分享收藏文化，這才是最重要的。

　　私人博物館的社會化

　　“觀復博物館”分上下兩層，設有陶瓷館、家具館、工藝館、影像館、油畫館、門窗館等展廳，并非是文物的機械羅列，而是被布置成客廳、書房、臥室、茶室……八仙桌、條案、太師椅、貴妃榻、琴桌、茶幾、書櫥等按古人生活場景一一擺放。它們是你眼里的景，你是它們亦真亦幻的主人。

　　正當我徜徉于這一獨特空間，邊上兩個中年人在一把“交椅”前站住：“我看馬未都也算是坐上了民間收藏的頭把交椅，你說他得有多少錢啊？”

　　我把這說給馬未都聽，他樂了：“有很多富商玩收藏比我玩得大，只不過他們是秘密地玩，我是高調地玩。我也沒錢，錢都換成了古董，卻總是舍不得賣。當然，有人會說，古董就是錢，但大家放心，它們不會被換成錢，因為我不打算留給兒子，而是全部留給社會。”

　　他的這種姿態，免不了被人說成是“作秀”，即便他的好友也“不信他就不會給兒子留下幾件”。馬未都總是淡淡回應：“有些人喜歡炫耀財富，我喜歡炫耀知識。我如果想憑借收藏讓自己過很舒適的日子，應該說很容易，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馬未都對文物的感情好像是天生的：小時候，全班去參觀博物館，老師老是催他“跟上，跟上”，而他總覺得看不夠，留連忘返。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癡狂的，甚至在外人看來有點怪異：調入《青年文學》編輯部后不久的一次搬家，家里失竊，那個年代最貴的電器——彩電被盜，可不識貨的竊賊并沒有帶走他珍愛的鈞窯掛屏，這讓他舒了一口氣。去報案時警察疑惑：“你家被偷了，你怎么還那么高興？”為了琢磨青花如何看出年代，他到攝影器材商店買了最亮的燈裝在床頭，天天晚上抱著壇壇罐罐，癡癡傻傻看到半夜，睡醒了又繼續看，終有一天積思頓釋，練就一個絕活——只要一看盤子正面，就能說出背面大概是個什么樣子。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難以割舍的：1988年，有個臺灣商人看中了馬未都當初花200塊錢買的碗，開價1萬美元，馬未都沒賣，因為錢是一樣的，而古董各有各的美妙；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他沒賣過一樣東西，90年代以后，因為找到了類似的更加好的古董，他就用當初買時的原價230元賣出7件東西，之所以不去賺那個錢，是源于文人的面子，覺得賺錢不道德；今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已經使所有人認可了低買高拋的生意經，馬未都再也不會在“賺錢”和“丟人”之間劃等號，但他還是不愿意賣藏品，偶爾為了博物館能買來更好的藏品而處理掉一兩件古董，他就心疼：“她們跟自己養的孩子似的……”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一種永不枯竭的好奇：為什么漢代以前的壺沒有壺嘴兒，后來出現的壺嘴兒跟茶文化是什么關系？交椅只不過是馬扎多了個靠背，為什么“交椅”一詞會演化成權位的象征？中國家具方的多，圓的少，為什么香幾卻是圓的多，方的少？在馬未都眼里，文物是謎、是故事、是奇跡、是人類文明的坐標。

　　……

　　對文物的與眾不同的厚愛，使馬未都不可能像其他收藏者一樣沉湎于交易的快樂和秘藏的快樂，他今生最大的樂事就是在1996年末創立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博物館“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博物館后來更名“觀復博物館”，其性質也由私人變成了董事會制。

　　改制的原動力是感動于兒子講述的一件事。5年前，馬未都的兒子去英國讀書。入學第一天，老師、校長、舍監把他叫到一個墓碑前說，這里埋著他們學校全部的原始校董，這些原始校董在200年前創立了這所學校。

　　馬未都開始沉思：為什么200年前創辦的學校在今天仍然惠及了那么多學子？這種恩惠一定是體制帶來的。同樣，要把“觀復博物館”做成公共事業，要把它真正完整地留給社會并有效發揮博物館功能，這就絕不能讓它因為馬未都個人的某些變故而受到影響。于是，馬未都為“觀復博物館”引入了董事會制，由數名董事共同掌管。

　　馬未都打了一個比方：“以前呢，博物館好比一輛公交車，我是司機，累了也必須開，沒人替我；現在呢，車上有好幾個司機，任何一個司機累了，下車了，車還可以繼續往前開。一個良好的制度要比一個優秀的人重要得多。”

　　辛辛苦苦半輩子收藏，最后全部留給社會，馬未都圖什么？“別人說我徒有虛名，沒錯，我‘圖’的還就是這個虛名，或者說能在歷史上留下那么一點痕跡。等到200年以后——”馬未都沉浸在憧憬之中，“我們的子孫會說，‘看，這就是馬未都等幾個人在200年前創辦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