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電影輸了票房贏了口碑

　　賀歲檔還未結束，這個檔期最優秀的電影已經水落石出，電影《梅蘭芳》盡管有著虎頭蛇尾的不足，但還是憑借其文藝片的屬性，為生存空間被擠壓得微乎其微的國產文藝電影狠狠出了一口惡氣。但今年《梅蘭芳》的優點和缺點都太明顯，使得它失去了爭議性，也失去了票房后勁，它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可以為后來拍攝同類題材的文藝片導演提供一定的經驗，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將文藝和商業結合起來，讓文藝片真正成為主流觀眾的選擇。

　　2008年的商業電影更加注重娛樂價值，對電影內在的挖掘被拋棄得更遠，以《非誠勿擾》為例，這部電影的“誠意”的媚眼，更多地拋給了商業和票房，所謂對觀眾的誠意，不過是用一堆過時的段子、小品拼湊而成的空洞電影。作為馮小剛第一次獨立編劇的電影，它的缺點顯而易見，失去了以王朔小說為框架的京味文學的根，馮小剛在賀歲電影上跌入了六神無主的狀態。

　　所以，這一年“好電影”大多都是文藝片。4月清明節檔期，《左右》和《立春》先后公映，引起了一輪對文藝片的反思和討論，緣起無非還是為什么文藝片“口碑好、票房差”。《左右》和《立春》在公映前造足了勢頭，影評人也都紛紛給出了很高的評價，但觀眾還是將鈔票投給了商業電影。這沒什么奇怪的，在國內，一部商業片拍得再爛，也有觀眾為之埋單；相反，一部文藝片拍得再好，觀眾也會再三考證打聽再抱著猶豫不決的心理前往影院一探究竟。

　　6月，《二十四城記》作為唯一一部中國影片角逐金棕櫚，自此之后它便和賈樟柯之前的作品一樣，開始了不停的拿獎之旅。但遺憾的是，這部在國際上頗受好評的文藝片，僅在個別城市舉辦了幾場看片會后便了無聲息，公映之日至今尚未確定，這也反映出國產文藝片的確存在著諸多電影之外的不利因素。

　　10月，一部名為《海角七號》的臺灣電影悄然通過網絡渠道為網民所追捧，它在臺灣創造的超過《色，戒》的票房神話，以及由它引發的關于臺灣精神的討論，都顯示出它的與眾不同。內地影迷對這部電影的熱議，也算是給文藝片導演提了個醒：真正的好電影是需要有情懷的，它不是導演賣弄才華的工具，而是寄托民眾情感的一個載體。在“脫離大眾生活”成為人們對文藝片的最大指責時，《海角七號》的成功有力地為文藝片撥正了航向。

　　2008年，因為有了《立春》、《二十四城記》、《海角七號》、《李米的猜想》、《梅蘭芳》等文藝片的存在，文藝片即便在票房上大大輸給了商業片，卻輸得一點也不丟人。商業電影讓人快樂一時，藝術電影可以鐫刻于內心。不要輕看文藝電影，從人類發明電影的初衷到電影可以記錄光影年華的功能，再到人們未來對電影的心理需求，都表明文藝片才是呈現電影魅力的最佳形式。

　　告別的年代不是長遠分離而是永久繼承

　　每一年，總有一些人離我們而去，在另外一個世界，由他們組成的星空更為深邃和璀璨。現在，那片星空上又增添了這些名字：柏楊、浩然、謝晉、王元化、魏巍、賈植芳……紀念他們離開的方式，無非是我們早已熟悉了的那套模式：網站搶發新聞，博客第一時間發表紀念(或者八卦)文章，報紙刊登評論組織專版，網站制作專題，電視跟進報道。

　　令人應接不暇的2008，人們實在沒有太多精力顧及這些文化老人的去世，這個名單里面，除了大眾知名度更高一些的柏楊和謝晉引起傳媒的普遍關注外，其他幾位尤其是知識界和思想界泰斗級的人物王元化和賈植芳，引起的震動范圍至多不過幾萬人幾十萬人，他們的離開可以用“默默地、安靜地”來形容，但反過來想，這何嘗不是他們向這個世界告別的最好方式？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的柏楊，活著的時候是一名戰士，他的死也如同一顆子彈，射入至今仍讓無數人沉浸其中的文化醬缸里。柏楊去世時，有人寫下了這樣的話，“柏楊的著作要慢慢讀，但柏楊的名字，我們卻要趕快鐫刻于內心，在擅長遺忘的時代，別讓他也成了過眼云煙。”柏楊最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他兩千余萬字的文學和史學著作，更體現于在中國人的劣根性逐漸被美飾得近乎虛假的時候，再次揭了全體中國人的瘡疤。自他之后，東施效顰者眾，一時間批評國人也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但柏楊和那些只會批判不會建設的人是不同的，雖然他也給不出如何讓中國人不丑陋的最佳答案，但他的寫作是帶有尊嚴的寫作，他的筆觸蘸有濃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變的“愛之深，痛之切”。

　　同樣是高舉批評利器，王元化卻從不自命為“戰士”或“先知”。在某網站舉行的2008文化人物評選中，給了他這樣的評語，“貫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線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學術品質是‘思辨’”。這樣的評價我們很熟悉，它們同樣被應用在錢鐘書、施蟄存、巴金、沈從文等秉承傳統和五四精神的文化精英身上，它們同樣也是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最為稀缺的品質。懷念王元化，不如說是懷念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向王元化致敬，不如說是向這些大師級人物身上所具備的精神致敬。

　　將畢生奉獻給業余文學愛好者的浩然，寫出了《誰是最可愛的人》的魏巍，同樣值得我們舉起右手致敬，哪怕僅以文學的名義。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的文字或溫暖或鼓勵過無數個少年，他們的名字曾被我們與理想捆扎在一起，在向未來許下愿望時一并說出。在我們的文學記憶里，他們足夠勝任牽引者的角色。

　　在電影成為人們娛樂生活重頭戲時，謝晉被推到電影大師的位置上來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人說，“如果把二十世紀分成前后兩半，要舉出后半個五十年中影響最大的一些中國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單縮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謝晉”。對于那些吃著麥當勞玩著PSP的青少年來說，謝晉是一個遙遠到近乎外星人的名字，而在他的年代，《女籃五號》、《紅色娘子軍》、《牧馬人》等電影作品的觀眾人數，是《非誠勿擾》這樣的賀歲片觀眾人數再乘以一百也不見得能超過的。

　　紀念是杜絕遺忘的一種良好方式。紀念是因為那些與我們告別的人，真的有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學識和品質。從這個層面上講，告別有了不一樣的意義，它不再是長遠的分離，而是一種永久的繼承。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引發全民回憶潮

　　奧運會結束后，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成為全民關注的又一大型話題。在官方媒體和主流市場媒體的推動下，人民的懷舊心理終于在這個冬天又進行了一次集體釋放，而且一旦被點燃，就有了剎不住車的勢頭。

　　9月26日，《新聞聯播》開始播出“經典中國-輝煌30年”節目。這個中國最大的媒體平臺，已經懂得如何從細節入手來表達宏大主題。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上世紀70年代拍攝的紀錄片《中國》，成為《億萬百姓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開篇，一個漁業小村，則成了《中國農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向全面小康邁進》報道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巨變的切入點。其他一些已經在市場化運作練出一身本領的各種媒體，在進行報道時，其形式之新穎，角度之多樣，讓這次帶有政治意味的宣傳行為，變成一項全民娛樂活動。聽老歌、聽那些如今叱咤風云的商界大腕講創業時的故事、聽退休干部講述曾經的政治迷局、看老電影，回顧往昔……這盤憶苦思甜飯“吃”得的確有些可口。

　　但創作永遠屬于人民。被調動起來的人民紛紛自動參與到這場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中來。除了大到中直機關小到鄉鎮中小學等數以千、萬計的單位、機構進行的紀念活動得到了大家的熱情參與外，人民還通過網絡這一新興媒體撰寫博客、發表評論和留言，以個體感受的方式，書寫著這30年來的變化。電話從“搖著打”到“走著打”，從樣板戲到李宇春，改革開放30年30首歌，從票證到信用卡，“三件寶”失寵記，從工資單看變化……網絡流行的“曬文化”再次普照到這次紀念活動里，每個人的故事，都會從另一個人那里得到印證和響應，而每個人的經歷，在大大小小的不同之外，又有著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相同……

　　這股回憶潮甚至影響到了“80后”，這幫還無法寫“我這30年”的年輕人不甘寂寞，紛紛在網上開始撰寫“我這10年”，而推動“80后”寫史的，是以騰訊網等有著諸多用戶的網站，在贏得一個“彩色簽名”的誘惑下，“我這10年”的群體效應得到迅速擴張，由于長短不限，寫作門檻很低，越來越多的學生通過網絡空間、聊天工具等渠道知曉并加入了進來，已經有媒體宣稱：2008，一個全民寫史的時代轟轟烈烈開始了……

　　結束語：

　　2008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但因為元旦和春節挨得很近，所以很容易讓人產生春天已經不遠的假想。專家說，經濟危機時最重要的是恢復信心，而火熱的電影票房似乎又說明，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我們對生活和娛樂的熱愛。葛優在電影《甲方乙方》的最后說，“1997過去了，我很懷念它”，2008也即將過去，懷念它很難，因為懷念會意味著傷感甚至疼痛，但作為過去時，它已經永遠寫進我們的生命里，如果痛苦也算是一筆財富，那么我們何嘗不能正面面對，把它轉化成鼓勵自己前行的力量，走向未知、同樣也充滿希望的2009？

　　韓浩月(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