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剛剛過去的圣誕平安夜不啻是英美思想文化界的“9·11”，圣誕老人的馴鹿雪橇給小朋友帶來禮物同時也載走兩位偉人，與上帝共度圣誕。

　　剛剛過去的圣誕平安夜不啻是英美思想文化界的“9·11”，圣誕老人的馴鹿雪橇給小朋友帶來禮物同時也載走兩位偉人，與上帝共度圣誕。當英國人正準備用戲劇來緬懷2005年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品特之時，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哈佛大學也于日前發出公告，當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繆爾·亨廷頓也于平安夜辭世，享年81歲。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早年就讀于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 23歲即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長達58年，先后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并曾擔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自1980年代起，亨廷頓的關于國際政治的理論就開始在國內學界流行，隨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的沖突》)一書的流行和之后9·11悲劇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沖突”一詞畫等號。

　　思想犀利 低調做人

　　因為圣誕假期的緣故，哈佛大學直到12月26日才在其官方網站上刊登了亨廷頓在馬薩諸塞州馬莎溫亞德葡萄園去世的消息。“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使哈佛成為著名大學的學者”。亨廷頓的朋友、經濟學家羅索夫斯基說，“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研究和辯論他的想法。我相信他無疑是過去50年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的每一本書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羅索夫斯基說，“他的一些說法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詞匯。” 是的，比如“第三波”，比如“文明的沖突”——亨廷頓在1993年鑄就的這個詞，“9·11”之后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日常詞匯，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盡管他的理論一直是學術界、政界和媒體爭論的焦點，但亨廷頓本人卻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17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此外，他還曾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志的創辦人之一。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么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靦腆”、“學究氣”、“不善言辭”，這是朋友眼中的亨廷頓，這幾個詞與理論著作中的塞繆爾·亨廷頓大相徑庭，無論是《文明的沖突》、《我們是誰》還是《第三波》、《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他書中顯露出的思想犀利、咄咄逼人，總是試圖挑戰我們對這個時代社會政治的常識，或者說他總是偏離學術“政治正確”的長隊。

　　亨廷頓是矛盾的復合體。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顆自由主義的心，卻用保守主義的大腦思考；他被稱為“美國右翼思想家”，其本人卻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1957年，亨廷頓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說：“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在他看來，自由主義是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于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亨廷頓與美國那些真正右翼思想家其實相去甚遠。

　　與布熱津斯基同班

　　1927年8月18日，塞繆爾·亨廷頓出生于紐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位旅館業雜志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亨廷頓很早便顯示其在學術方面的才華，他16歲進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后就提前畢業。服完兵役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50年，年僅23歲的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亨廷頓在哈佛的那班同學精英薈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學。而他最知名的學生包括創造了“歷史的終結”這一日常詞匯的著名學者福山，現為《新聞周刊》著名評論家的扎卡里亞等。

　　1957年，年僅30歲的亨廷頓出版了第一部學術著作《士兵與國家》。《士兵與國家》一書的靈感來自于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里，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書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擊，有評論家認為這部著作令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斗!”的法西斯口號，二戰的記憶在那時還很清晰。這本書在學術界引起的非議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亨廷頓于1958年沒能與哈佛大學簽訂續聘書，他只好轉投哥倫比亞大學，和他一起出走到紐約的還有他的好友布熱津斯基。但4年后，哈佛大學才意識到亨廷頓與布熱津斯基都是政治學界的明日之星，邀請兩人重回哈佛。最后布熱津斯基扎根哥倫比亞大學，而亨廷頓則返回哈佛。從某種程度上說，爭議、憤怒甚至蔑視，這些代表了亨廷頓思想理論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勉強地接受。

　　進入政界 大膽預言

　　1967年后，年輕的亨廷頓進入政界，在約翰遜政府內任職。他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于越南戰爭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亨廷頓一方面支持政府擊敗北越的總目標，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錯誤的。報告之后發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當時激進的哈佛學生占領并焚燒了他辦公的國際事務中心，有人還在他的寓所門口涂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于此。”

　　作為官員的亨廷頓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背后，其實隱藏著他逐步形成的對當時整個世界政治大潮的一個總體看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因此政治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成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大問題。亨廷頓在1968年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該書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美國的歷史經驗并不適合用來理解目前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挑戰。美國的經驗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權威，而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問題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權威。“問題不在于舉行選舉，而在于建立組織。”他說。因此，亨廷頓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認為美國如果要在國際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么首要的事情應該是讓自己站在道義的上風，從而削弱對手，而不應當承擔從內部改造不發達社會的義務。

　　之后，在卡特總統任期內，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頓的謀劃。此外，他還和布熱津斯基一起對美蘇關系作了總體性地評估，雖然當時蘇聯擴張的態勢咄咄逼人，但是他倆大膽預言，蘇聯的優勢是暫時的，西方必定贏得冷戰。他們強烈建議美國發展軍事力量，并且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在卡特政府的最后兩年以及整個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間，這些建議都變成了現實。

　　卡特下臺之后，亨廷頓重回哈佛，在《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希望》一書中，亨廷頓問道，為什么歷史上許多年代的人們都循規蹈矩，而某一代人卻會變得如此叛逆?亨廷頓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一個“信念激情期”，而且每隔幾代人就要發作一回。亨廷頓把這種觀念稱為“美國信念”。這種信念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這種強調民主、平等、個人主義的“美國信念”，才是美國與舊大陸、與它先前的母國英國的根本不同之處。亨廷頓寫道：“批評者們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的現實與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懸殊。他們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失望。但之所以是一個失望，正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個希望。”

　　一個引發爭議的新范式

　　而亨廷頓最為震撼世界的著作無疑是《文明的沖突》。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他又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話：“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為一個范式，必須看上去強于其競爭對手，但它不必要解釋，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實。”亨廷頓本人也承認國家仍然是冷戰后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但他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范式“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無助于我們理解冷戰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沖突的范式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及兩伊戰爭這類重大事件的指責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明的沖突”這個范式并不是用來解釋古往今來一切國際問題的總體性理論。亨廷頓提出的只是一種解釋冷戰后國際政治現象的新范式。

　　有人說《文明的沖突》預言了此后的“9·11”，這樣的贊譽對亨廷頓本人來說是一個尷尬的話題。“9·11”后，亨廷頓罕見地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指出目前的反恐戰爭并非文明的沖突。但他在書中也曾說道，“鑒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開文明間的準戰爭便不足為怪了。……在這場準戰爭中，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弱點。從軍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恐怖主義對空軍的戰爭。”這可能是當時他處于“政治正確”壓力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我依然堅持我的論點。”去年，亨廷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文化的沖突與聯系，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不僅是一個簡單角色而是一個重要角色。”

　　◇　延伸閱讀

　　“近距離的斜視”

　　專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副所長王逸舟

　　早報記者 周云

　　“我個人在與亨廷頓見面之前讀過不少他的著作，然而對于他的文明沖突論，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昨天，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副所長王逸舟告訴早報記者 。

　　不過，他也不否認，單從文明沖突的角度來講，亨廷頓的理論從某種角度上來講是應驗的。如今，新的沖突往往帶上地域、文化、宗教的色彩。“他的理論之所以15年來長盛不衰也是因為它與現實有吻合之處。但是他的理論也可能將人類發展帶入死胡同，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增強，文明之間并不必然產生對抗。”王逸舟說。

　　1990年代，在亨廷頓文明沖突理論剛剛傳入中國時，曾引起強烈反響和質疑，很多中國學者紛紛發表文章討論，學界還專門在1995年出版了《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一書。28篇文章中，一類是從國際政治的視角評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作者多為國際政治學者。另一類是從世界各大文明和文化的歷史發展、特點、對比和相互關系的角度進行評說，作者多為人文學科領域的專家。當年，王逸舟的文章標題是《國際政治的又一種透視》。

　　在他個人看來，亨廷頓的理論屬于一種“近距離的斜視”——首先是一種近距離的透視，不像我們有些官樣文章，有些教科書，大而化之，不著邊際，他抓住要害，直觸主題，抓住了最敏感、最重要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又是斜視。什么叫斜視？他有一種西方中心論的主觀預設在里面。

　　1996年，王逸舟到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找機會通過其他人介紹，拜訪了亨廷頓。“當時他的影響力正如日中天。雖然很忙卻也很有禮貌地接待了我，通過短暫的接觸，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較孤傲。”

　　在與亨廷頓的交流中，王逸舟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于中國人而言，如何看待“文明沖突論”，能夠從中學習什么？結果亨廷頓的回答讓他大吃一驚。“他說，如果按照文明沖突論，一方面中國現在擔心的很多事情其實大可不必，另一方面中國現在沒有察覺的地方將來可能變得麻煩。我請他解釋一下，他說，按照文明沖突論，中國目前所擔心的一些沖突和潛在熱點，比如臺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南中國海問題，未來都有可能變成中華文明崛起后的一統天下。將來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某種對抗，很難想象這些地區會有某個國家站在美國一邊。這是他所說的同質文明內部的一種整合作用。”

　　但亨廷頓同時向王逸舟指出，按照文明沖突論，中國目前所沒有關注到的區域——兩大文明的交界處，將來可能出麻煩。“他所說的兩大文明指的東亞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一區域可能成為兩大文明爭奪碰撞地帶。他說，異質文明之間哪怕暫時相安無事，最后也將出現麻煩，關鍵看各國決策者怎么處理它。”

　　王逸舟指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并不是一個純粹學術理論的東西，最初它是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后，由美國國防部請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來做的一個評估報告，亨廷頓本人就是這個戰略研究所所長。“評估什么？就是冷戰結束了，蘇聯解體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上主要面臨麻煩來自何方，怎么應對。他和同事一起分析，得出結論，普通人所閱讀到的只不過是公開的版本，直接報上去還有很多對策、建議，這個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據我所知這些內容包含很多戰略內容。”比如他提到，要防止日本搖擺不定。因為按文明性質，日本是東方文明的組成部分，只不過近代以來脫亞入歐，二戰后更是脫亞入美。未來日本動向究竟如何？是隨著中國崛起慢慢地回歸東方，倒向中國呢，還是繼續留在西方，留在美國的戰車上？他建議要特別小心。亨廷頓還提到澳大利亞，情況跟日本有某種相似。澳大利亞是白人國家，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亞近一時期以來，隨著亞洲的繁榮，隨著中國崛起，出現一種聲音要求融入亞洲。亨廷頓看來這是一種危險傾向，改變了不同文明的力量對比。因此美國人要警惕。他還提到土耳其、南非，說土耳其的認同并不確定，西方人看來他是“異教徒”，信奉伊斯蘭教，而在阿拉伯國家看來，他把自己歸屬于歐洲，打世界杯都算歐洲隊。這樣一種搖擺，使土耳其的角色極其敏感，因此未來需要小心。南非也是如此，他說南非過去是白人統治，南非人口多數卻是黑人，現在黑人當政了，南非將向何處？是沿著過去白人開辟的現代化方向走，還是開始所謂黑非洲文明自主道路？南非選擇的不同道路實際上反映出文明沖突論的朝向。類似建議還有很多。

　　王逸舟認為，文明沖突理論雖然影響深遠，然而亨廷頓并非因此書的走紅而出名，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還不到40歲時，他就發表了《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亨廷頓給后人留下的遺產不少，而我認為他最牛的作品應該還要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

　　爭鳴

　　“文明的共存”應是人類社會的出路

　　湯一介 北京大學教授

　　1993年夏季號的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文，1996年，亨廷頓為了回答批評，補充和修正了某些觀點，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觀點有所改變：例如他提出“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應該說是比較明智的考慮。為什么亨廷頓有這樣的變化?那是因為他感到在世界范圍內西方(實際上是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在國內又受到“種族”等問題的困擾，因此提出 了“世界秩序的重建”問題。

　　據歷史經驗，我認為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論無論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為美國戰略服務的。雖然他他敏銳觀察到某些由于“文明”引起沖突的現象，例如中東地區的巴以沖突、科索沃地區的沖突，甚至伊拉克戰爭等，都包含著某些文化(宗教的和價值觀的)原因，但分析起來，最基本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經濟引起的。我們更應看到，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間現在并沒有因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沖突。所以“文明的沖突”論并不能正確說明當前的世界形勢，更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應是人類社會的出路,是人類社會必須爭取的目標。

　　“文明的沖突”強化了文明的沖突

　　童世駿(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文明的沖突”觀點提出之后，亨廷頓受到了很多批評，但他的辯解是，他并不是要推動文明的沖突，他想要提醒世界避免這種趨勢的發生。但“文明的沖突”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又強化了“文明的沖突”觀念，這樣一種理論社會后果不是他本人所能控制的。

　　所以，對于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觀點，我們有不同的解讀。我們既可以讀出強化“文明的沖突”的理由，又可以從中得出警示意義——“如果不這樣做，就會……”。這完全取決于閱讀的態度。“文明的沖突”理論提出在“9·11”之前，但是“9·11”的發生給亨廷頓帶來了很大尷尬，一方面這一悲劇驗證了亨廷頓的理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這一后果。所以，“文明的沖突”這一理論對學界來說，它在認識論上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因為它得到了“驗證”，但在倫理學上又是一個危害的例子，它有可能導致了“9·11”。

　　無論我們對他的理論觀點持什么樣的態度，亨廷頓這樣一位重要知識分子有兩點是不可置疑的。首先，他的工作確實是為美國主流價值服務的；此外，他是以學者的身份服務的，而不是政客身份。亨廷頓就曾明確提出，他反對普遍主義，主張美國主義、大象主義。他推崇美國價值觀，但他反對美國政府在全球推行美國價值。亨廷頓觀點與“多元文化”、“全球正義”等學術觀點是沖突的，但他反對多元主義是反對在美國國內講多元文化主義，你可以說這是要維護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的正統性，不過他又警告不要幻想全球文明的融合，主張在全球范圍內的多元文化主義，以避免全球沖突。

　　在中國國內，亨廷頓的理論特別是“文明的沖突”被國內學者反對的居多，我想這可能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強調包容、和諧有關，所以不少中國學者認為“文明的沖突”這樣一種文明觀本身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