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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認為，學術的游戲規則是：但涉事實，無涉價值。韋伯反對把政治搬進課堂，主要指的是“黨派政治”

　　學術的游戲規則

　　文/邵建

　　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老師因授課時講授內容“不當”，被學生告發。這一事件引發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課堂里有沒有政治的位置，亦即一個教師在授課時是否可以旁及政治并表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中國青年報》上有海外學人對楊師群的批評，其理由即“學術自由不是向學生灌輸政治觀點”。持此觀點的，網上亦不乏其人。其實，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上個世紀的1919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給年輕的大學生作過兩次講演(“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簡稱“學術與政治”)，其中第一個講演就專門涉及學術與政治。他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問題討論當不乏啟示。

　　在表象上，那位海外學人的看法和韋伯頗接近，因為韋伯的態度很明確：“在課堂里沒有政治的位置”，也就是說，一個教師不應該用個人的政治觀點和傾向塑造學生。韋伯認為，學術的游戲規則是：但涉事實，無涉價值。因此，一個教師在課堂上對講授對象所能做的，就是確定事實，確定其邏輯關系或數學關系，至于個人對它的傾向、態度，則盡可能保持價值中立。那么，什么叫事實與價值？如果事實是一個有關對象的“是”的問題，價值則關乎“應當”。在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你有你認為的“應當”，他有他認為的“應當”。只要不彼此強制或傷害，各種應當在認知上都可以共存，這既是自由，也是寬容。因此，一個教師把對象是什么給學生分析清楚就行了，讓學生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他們各自的“應當”，而不必把自己的“應當”統一灌輸給學生。

　　韋伯甚至以民主為例。如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講授民主，他應該做的是什么呢。他不妨舉出民主的不同形態，分析它們各自不同的運行方式，指出這種形式和那種形式的民主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各種后果。最后，他還可以把民主和非民主的制度進行比較——事實層面上的比較。這樣他的課就可以結束了，至于對民主的意見，那是學生自己的事。

　　我很心儀這種引而不發式的自由主義教學，至少它不是簡單的灌輸。但對韋伯的理解并不能到此為止，至少有兩點需要進一步闡釋。第一，韋伯反對把政治搬進課堂，主要指的是“黨派政治”。一戰期間，慕尼黑大學學生分為反戰和主戰兩派，他們經常在課堂上包圍講臺，大聲喧嘩，反對和自己觀點不同的教師。韋伯對此感到痛惜，他之反對政治進課堂正因這些學生而發。轉對教師，韋伯的態度同樣如此：“就教師而言，黨派政治同樣不屬于課堂。”一個正直的教師，其職責是教會學生認清事實，哪怕這是“那些相對于他們的黨派觀點而言不舒服的事實”。何為黨派政治，以上那位海外學人有個現身說法，他說他在美國上課，自己分明支持民主黨，卻不敢說共和黨不好，怕學生告他“利用課堂灌輸自己的政治觀點”。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在課堂上為其唱贊歌，拉選票，這就是黨派政治。反對黨派政治進課堂，這才是韋伯“課堂上沒有政治位置”的本意，畢竟黨派政治無以避免其政治傾向。比如這位海外學人，如果在課堂上談民主并無不妥，學生也不會說他灌輸；但他支持民主黨肯定不行，至少這對那些傾向共和黨的學生就不公平。

　　第二，如果黨派政治應該驅逐出課堂，讓它轉移到廣場；那么，課堂是否就一定與政治絕緣？非也，政治本身就是學術對象之一，課堂上既可以專門談，也可以旁及。事實上，以上韋伯舉例時，自己就把民主搬進了課堂。

　　因此，在一個正在完善其民主的社會，一個教師因為需要，在課堂上言及民主，不僅無可指責，而且應當視為權利。此刻，他甚至不需要韋伯式的價值無涉，因為韋伯講演的語境是一個秉持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而彼種民主制度的政治是一種黨派政治或政黨政治，更是一種利益政治，對此，教師在課堂上當然需要保持價值中立。而對那些正在完善其民主的社會則不然，民主還是一個具有普世性的目標。因此，教師如果在課堂上談民主，當然可以不憚于表明其觀點或傾向，并以此引領學生，因為這是在傳播普世價值。

　　就第二言，需要補充的是，一個教師在課堂上談政治，不應當把它同化于政治牢騷，它應該是理念形態和分析形態的。又，教師的任何觀點，包括民主，都可以而且應該接受學生的質疑和批評。課堂不是權力的場所，而是平等的空間；正如同師生關系，不是領袖和門徒的關系，而是可以切磋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