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下旬，在中央召開的專門討論經濟建設的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向小平同志匯報時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余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小平同志十分贊同這一設想。他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他向中央倡議批準廣東的這一要求。中央、國務院根據小平同志的意見，責成廣東、福建兩省進一步組織論證，提出實施方案，并要我同他們具體研究，把此事抓緊抓好。

　　從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我帶領由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計委、外貿部、財政部、國家建委、物資部等部門同志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福建與當地同志一道，分別就兩省經濟發展的條件和規劃設想進行調查和討論。經過反復研究，理出了這樣一個思路:粵、閩兩省要把潛在的經濟優勢發揮出來，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改變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據此擬訂了幾項重要措施，并幫助兩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請示報告。

　　中央、國務院于7月15日批轉了這個報告，決定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批準舉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這項重大舉措的出臺，顯著提高了人們的開放意識，啟動了通過改革實行開放的進程。此時，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根據小平同志指示，經過深入調研，用了近半年時間制訂的第一部利用外商投資的法律。據此，當年批準了6家中外合資企業的舉辦。9月，我奉命訪日商談借用“日本海外協力基金”。經過一番交涉，年底簽訂了第一筆為數500億日元的貸款協議，從而打破了“不用西方國家政府貸款”的禁錮。利用外資、僑資興建旅游飯店，發展國際旅游事業的問題，也接著提上了日程。外貿體制改革，也由廣東、福建兩省自營若干商品進出口業務開始起步。還同一些國家簽訂了海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的風險合同。對外開放由充分的議論決策，進入了在許多方面組織實施的階段。

　　正如小平同志后來所講:對于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尤其對舉辦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國家舉辦主要是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貿關系的經濟特區，馬列主義的著作中沒有講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此先例。它是一項重要的創舉和試驗。因之，一些人對之心存疑慮，多有非議之詞。比如“特區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香港市場上‘水貨’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擬為“舊中國、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給特區創辦工作增加了困難，建設發展步履維艱。我是分管經濟特區和對外開放工作的，深感壓力不小。特別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經過一再深入思考，我認為，實行對外開放已經被列為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戰略決策；辦特區是小平同志倡議，中央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國務院明令組織實施的大事。這些都沒有變，更沒有哪位中央主要領導說事情辦錯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人們對于同資本主義打交道存有戒心；我們黨有著長期“左”的影響，對特區和開放有疑慮和非議，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許多議論不符合實際。比如舊中國上海租界的產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喪權辱國。現在主權在我，情況根本不同了，怎么能簡單類比呢？我仍然要堅決執行中央委托的任務，把舉辦特區和對外開放推向前進。

　　在對外開放艱苦行進之時，小平同志親自出馬了。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他先后視察廣州、深圳、珠海、廈門和上海。一到廣州，他就說，舉辦特區是我倡議的，現在來看看辦得怎么樣了。眾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過對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的題詞，充分肯定了舉辦經濟特區的決策和實踐，并對其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對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發表重要談話，明確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

　　黨中央、國務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于3月下旬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開放上海、天津、大連、秦皇島、青島、煙臺、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沿海港口工業城市。小平同志接見這個座談會的到會同志時，對我一再叮囑:搞好對外開放，關鍵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訓練干部。5月4日，中央、國務院批發了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紀要》，這一文件明確指出: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和辦好經濟特區，“主要是給政策，一是給前來投資和提供先進技術的外商以優惠待遇；二是擴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經濟管理自主權。”這樣做，實際上是對我們現行經濟管理體制，進行若干重要的改革。還具體指派我“監督檢查執行情況，并協調、仲裁執行中可能出現的矛盾。”

　　小平同志這次南方重要談話的發表，上述中央文件的發出，意義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導思想深入人心，給那些有關舉辦經濟特區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畫上了句號，迎來了對外開放的春天。讓工業較有基礎，科教水平較高，對外交通較為方便的沿海14個城市，跨上對外開放的駿馬奔向世界，加強了改革經濟體制，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科技進步以振興經濟的力度。這是我國開放邁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對于廣泛深入地推動城市經濟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記得，當年10月小平在一個黨內高級干部會議上曾風趣地說，他在1984年辦了兩樁大事，一樁是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另一樁就是開放14個沿海城市。

　　《中國經驗:改革開放30年高層決策回憶》　徐慶全　編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