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后，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后，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后，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后，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后，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里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后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里，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并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抵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托于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于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系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于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里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就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幾乎把身體累垮。爸爸得知這一情況后，寫信嚴肅地批評我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必須馬上改變那種摧殘身心健康的學習方法。’那時，外國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贊同我那種玩命的學習方法。當然我也沒有精力去考慮婚姻問題了。后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系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斗爭了好幾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圣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么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么也無法適應我們這里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我愧對她們母子呀，在我們許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蘇聯人結婚、離婚都很隨便，其實各有各的規矩，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的婦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侶絕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真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后一次來中國是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用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也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么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泄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

　　她這次回國以后，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注:見劉振德著《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實，經受心靈折磨的并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他的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三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復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