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之一：中國的對外開放，最初是從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突破的。30年來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越來越大，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帶來了沖擊。

　　記者：余先生，對于國門初開時中國社會文化經歷的震動，您有哪些記憶和感受？

　　余秋雨：開放是相對于封閉而言的。因為經歷過長時間的封閉，所以打開大門的時刻才特別振奮人心。長久封閉過后再開放，那么開放的幅度和深度，甚至會超過某些一直開放的國家。

　　國門初開的上世紀80年代，是激動人心、令人懷念的時代，這種激動正是由對外開放之風引領的。那時候，中國學者都在努力學習，重新打量我們過去批判過的那些東西，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整個民族如何擺脫落后文化的包袱而積極努力。社會、文化的開放甚至一度快過經濟開放，新思想、新思潮風起云涌，經過一次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沖撞，“開放”始終占據上風。

　　記者：何先生長期從事對外交往，您對開放中哪些事情感受最深？

　　何振梁：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說說。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有深切的體會，100多年以前，我們國家很弱，老受欺負，于是逐步形成這樣一種心理，就是一切都是外國的好，這樣的心理狀態潛移默化一直影響到現在。也許我講得絕對了一點，但不這么絕對不會引起注意。

　　我們辦奧運會是一次全方位的開放，盡管對北京奧運會有不同的聲音，但是世界上壓倒的聲音都說，北京奧運會是中國了不起的輝煌成就。老百姓感受到我們在開放中取得的這一成就，一種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一個民族缺乏自信，很多事情就不敢去干。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大大增強，對我們今后的發展非常重要。

　　話題之二：對外開放是我國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正確堅持這一國策，必須特別注意掌握開放的原則，其中一個關鍵是要正確對待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人類一切文明成果。

　　記者：奧運會本身是西方文明的成果。我們經歷兩次申奧，何先生親歷其中甘苦，肯定有許多話要說。

　　何振梁：奧運會有100多年的傳統，長期以來以歐美文化為主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我們把它拿過來，很多東西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適應的過程就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我們在奧運會籌備過程中，從來沒有拒絕外國的好的東西。我們聘請了許多外國專家、顧問，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們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北京奧運會既有中國的文化特色，又吸收了各國過去的好的經驗為我所用。

　　記者：余先生對中華民族的復興有很高的期許，同時又強調對外文化交流時要“更多回過身來，背靠國際坐標來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這一點如何理解？

　　余秋雨：中華文明在2500年前就出現了先秦諸子，創立了優秀的學說，尤其是儒家道家學說。但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的祖先沒有經歷過與別的文明對話和比照，在今天多元文明并存的環境中，完全用那樣的學說未必管用；也不能想象暫時關閉大門，只在悠久歷史和先秦諸子中間汲取營養就夠用。五四時期，魯迅、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這一代人對于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了解遠勝于我們，卻都強調“拿來主義”的重要性。

　　在這個全球化的開放時代里，我們思考中國文化，一定要給中國文化建立一個世界坐標，不能再用封閉的方式談論中國文化。思維的封閉，今天仍是影響文化建設的一個大問題。蘇東坡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中國文化，用再好的詞匯也不為過；但是千萬不要將許多形容詞胡亂堆砌在它身上，否則就會造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產生盲目自大或盲目自卑。

　　話題之三：只進不出或者只出不進，都不是完全的開放；進出結合，有進有出，才是完全意義的開放。

　　記者：大家知道，余先生從寫作《文化苦旅》到參與“千禧之旅”，走過世界所有文明古國的集中地，從縱向、橫向上打量過人類文明的演變。這樣的走出去，您有哪些收獲？

　　余秋雨：從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我的生態進入了徹底開放時期，這是開放的中國給予我的權利。我可以和鳳凰衛視一起貼地行走4萬公里，穿越當今世界最危險的地區，親身考察人類全部重要古文明的遺址。走過中東，我又考察了96座歐洲城市，這是歐洲學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事。

　　到過這么多現場，我對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系有了設身處地的發言權。之后，我再去講解中國文化，分析它為什么能成為所有古老文明中唯一不滅亡的一個，就更有說服力。這些演講大受歡迎，也讓更多中國的思維傳播到世界。

　　是開放時代給了我這樣的機會。現在，世界在我們眼里變得非常親切、開放，可以隨意出入。同時，走出去也讓人的思維變得開放。在文化領域，我覺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進行世界性的考察，得出世界性的結論，并在世界任何地方宣講。

　　記者：何先生很早就走出去了。最重要的一次走出去，可以說是2001年作為中國申奧代表團的成員在莫斯科作陳述。講講那一次的感受吧。

　　何振梁：大家知道，那一次我們的陳述都很成功。李嵐清同志的英語表達非常流暢，馬上給人家一個新的中國的形象，讓人感覺到在當今的世界舞臺上，我們正邁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昂首前進，而不再是像西方宣傳的那種刻板的、古板的模樣。再加上張藝謀的短片，形成了很好的氣氛，傳遞了既古老又現代、既獨特又開放的中國形象。

　　有經驗的人曾經告訴我們，在申奧過程中陳述不會給你帶來多少票，但是可能讓你丟掉票。然而，我們的陳述改變了過去的說法，為我們贏得了好幾票。

　　話題之四：當今世界正處于大變革大調整之中，中國要同世界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中國的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將始終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記者：余先生，開放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待中國文化的血脈延續和創新？

　　余秋雨：中國文化的前途、生命力全在于創新。要創新，首先要開放；沒有開放的空地，就沒有創新的空間。

　　今天我們說開放，指的不單單是對外國開放，而是要為多元文化騰出空間，容納多元，容納差異。

　　中國文化要走出去，不應過度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也不應把人類共同創造的很多文明財富一概歸于西方文明，在文化交流領域人為地劃下一道國界；更不能產生盲目的民族自大，侈談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也有一些人擔心中國文化會不會被外來文化吞沒，而我更擔心的是中國文化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自己。我們的文明中間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缺少公德、不在乎真假、不在乎創新等。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真正的中庸之道，就是包容多元，讓各種文化和諧共存。在崇尚文化差異的基礎上，與其他文化平等交流、對話和融合，合理爭取中國文化的話語權，而不是發布強加于人的信號，這才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式和發展的方向。

　　記者：大家都知道中美建交中“小球轉動大球”的故事，可見體育運動能在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和各國互利共贏中發揮重要作用。何先生怎么看這個問題？

　　何振梁： 當今世界，誰都不能關起門來，都應該來共同分享人類文明的成果。誰想抱著自私的觀念，是不可能發展的。

　　體育是全球化最早的一個方面，體育本身就是開放的。在體育活動中，全世界都用一個規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搞體育，都要適應同一條件下的合作與競爭。互利共贏就是通過交流來學習對方的長處，提高我們自己。

　　對外開放中很多規則都是人家制定的，我們開始時只能了解它，適應它。但是，如果什么時候都是人家來定規則，我們來執行，這不可能互利共贏。隨著開放的持久和深入，我們要積極參與規則的制訂。有人問我：“這么多年，你改變了哪些規則？”我想至少我把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帶進了國際奧委會，那是一個完全以歐美為主的俱樂部，但現在他們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很多事情也要吸收我們的意見。

　　記者 武衛政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