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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石碑上佛頂真骨排第二？

　　佛頂真骨也許是可政去長安或洛陽時，在廢棄的寺廟里所得，來歷不明，因此記在了第二位。

　　此次出土的七寶阿育王塔，塔內供奉有圣感舍利10粒，佛頂真骨和諸圣舍利。對這批圣物的來源，蔣老認為，可能有這么幾種。“一種可能是，圣感舍利的來源，可能是宋真宗時，長干寺住持可政法師奏報長干里一帶佛舍利常常‘顯靈’，宋真宗便賜名可政法師重修的長干寺，塔為“圣感舍利塔”因此，可政把自己感應到的舍利埋入地宮。第二種來源可以推測為，可政法師曾經去長安或洛陽，迎請唐玄奘法師頭頂骨來長干寺供奉，是否可能在長安周圍廢棄的寺廟中找到了留存的舍利，包括諸圣舍利。”

　　至于佛頂真骨舍利，是指佛祖釋迦牟尼的頭骨，大致可推測為一塊周長35厘米、直徑10厘米、顏色黃白、有清晰發孔的完整頭骨。蔣老說，千百年來，佛頂骨的故事廣泛流傳。李德裕的碑文中沒有記載，歷史文獻中也從未提及，這是最大的一個謎，可能還有其它的來源。“我懷疑它們不是一批舍利，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此次從長干寺地宮出土的石函碑文上明確記載著，圣感舍利排在第一位，而最重要的佛頂真骨卻記在第二位，似乎看起來不合情理。是否可以推測為可政大師在建塔前，他認為自己得到了靈感，便將圣感舍利記在了第一位。而佛頂真骨也許是他去長安或洛陽時，在廢棄的寺廟里所得，來歷不明，因此記在了第二位。”至于諸圣舍利，蔣老認為，那是高僧留下的，比如一些高僧火化后的遺骨舍利以至于佩戴的佛珠火化后都可稱為諸圣舍利。為何把佛舍利和高僧舍利瘞藏在同一座地宮中，這種情況也比較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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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棺內的舍利是分層放置的？

　　從碑文判斷，圣感舍利可能會放在最上一層，佛頂真骨在中間，而諸圣舍利不是在最下面，就是在兩個側面。

　　蔣老介紹說，佛教傳入中國后，建塔瘞埋佛舍利的習俗也在中國流行，為符合中國的習慣，逐漸改變了印度用罌壇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國式的棺槨。這一變化從北朝經隋代到唐初方告完成。最早以金棺銀槨盛放佛舍利，約始于唐高宗顯慶年間 (656～661)。據唐釋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顯慶五年 (660)春三月，取法門寺舍利往東都洛陽宮中供養，“皇后舍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此后，唐代遂流行以金棺銀槨瘞埋舍利之風，直到唐末，越演越烈，從皇帝到大臣，均熱衷于此，而且從都城到全國各地，都有建塔瘞埋舍利之舉。

　　唐代時盛行多重容器，西安法門寺多達八重寶函。一般金棺兩側嵌白色珍珠，周圍貼金片蓮瓣，并嵌飾石英石、綠松石、紅瑪瑙、水晶、貓眼等名貴寶石。從南京長干寺地宮出土如此之大的七寶塔來推測，塔座里的金棺銀槨工藝一定十分精巧，可能遍體飾有繁縟細密的裝飾紋樣，以飛天、迦陵頻伽、云鶴、寶珠為題材。但重數也許不會很多，因為，唐代以后宋遼時期以多重寶函內為金棺銀槨的作法不再流行。蔣老估計，“這次發現的七寶阿育王塔是五代十國時吳越國王錢俶發愿要仿效印度阿育王建造84000座佛塔時的簡化形式，稱為‘金塗塔’，也稱‘阿育王塔’。”對寶塔內圣物的放置順序，蔣老分析，“應當是分別用不同的容器供奉，放置的形式可能有幾種。通常是佛頂真骨放在最上一層或在正中，但從碑文記載來判斷，圣感舍利可能會放在最上一層，佛頂真骨在中間一層，而諸圣舍利不是在最下一層，就是放在兩個側面。”

　　記者 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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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塔出函難，舍利出塔難上加難

　　塔內既然供奉有佛骨舍利，為何不立即請出，這對提高南京在世界的佛教地位很重要。專家解釋說，塔王出函直播時，大家都看到，寶塔完全是封閉的，可政法師當年打算埋入地下千年萬年，沒有設計可以讓后人取出圣物的機關，關鍵的問題是，塔身鎏金銀皮出現了部分翹皮，當年造塔時采用的泡釘和木胎鉚接的手法，將壓制好紋飾的鎏金銀皮包在木胎體上，以目前傳承下來的金屬工藝水平，修復起來不成問題。“可是一旦修復一新后，再請出金棺、銀槨以及舍利等圣物就難了，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如果修復前請出圣物，保護也是個很大的問題。佛頂骨是佛祖圓寂火化后留下的骨質物，不同于舍利子，舍利子是煉出的五彩斑斕的顆粒，不懼水火，砸不破磨不碎。而佛頂骨在水中泡了997年，請出后怎樣保護是個新課題。“即使要請出圣物，也必須要由國家文物局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證，我想多數專家是不會同意的，因為請出圣物將要局部破壞寶塔，不‘破門而入’，是無法請出圣物的。”對此，專家表示，七寶阿育王塔的開啟可能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現在有法門學，還有敦煌學，而大報恩寺遺址證明了，這一帶從東吳時期便跟佛結下了不解之緣，全中國都找不到這樣一個寶地，這門學問要比法門學意義更重大。”(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