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欽的說法與嚴家淦、劉季洪的提案相符，故為會議所接受。會議作出決定：

　　“今總裁不幸逝世，全黨中央之領導，亟須力謀強固，以適應瞬息萬變之國際局勢與共產匪黨之奸謀詭計，爰特根據黨章之精神與本黨中央之往例，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并為常務委員會之主席，綜攬全盤黨務，以適應現階段革命形勢之要求，應屬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6頁。

　　會議對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的決議是：

　　“蔣經國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節，卓越之領導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長以來，適應國際危機，則處變不驚；推進國家建設，則規模宏達；其堅決反共之決心，為常會所全力支持；其親民愛民之作風，更為民眾所擁戴；當前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反共陣容，搖撼不安，本黨為奉行總裁遺囑，掌握革命機勢，亟須堅強領導，精誠團結，方能發揮革命民主政黨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常務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同志實為最適當之人選，亦為全黨同志一致之公意，決議：一致通過。”《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7頁。

　　1976年11月中國國民黨十一大召開時，蔣經國正式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主席。至此，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職稱三易其名，由“總理”、“總裁”演變為“主席”，由個人集權體制開始過渡到委員制，為日后臺灣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礎。蔣經國當選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蔣經國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諛之徒的趨炎附勢。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許多官員和老百姓向蔣介石行跪拜之禮。

　　當蔣經國抓到黨權之后，另一只眼睛總是盯著“總統”的寶座。對此，“總統”嚴家淦非常知趣，主動讓“賢”。蔣經國既要當“總統”，還要唱高調，他讓“黨國”大老們勸嚴家淦繼續留任。但嚴氏堅決放棄競選，蔣經國在盛贊嚴家淦在位時“德政”之際，于1978年5月當選為“行憲”以來第六任“總統”。

　　由于蔣經國當了“總統”，在稱呼上與其父發生矛盾，無論稱“總統蔣公”，還是稱“蔣總統”，都會發生對上下兩代“總統”不明確的問題。后來不知是哪一位“叔孫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機關、團體、學校、部隊，規定在公文書公開場合的稱謂：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形成文字時，在蔣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對蔣的“崇敬”之意。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形成文字時，蔣字前面不空格，以體現蔣經國崇尚民主之意。再后來，由于大家為求簡化和方便，稱蔣經國為“蔣總統”或“經國先生”，對蔣介石也漸以“蔣公”二字代表了。

　　蔣介石病逝了，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他的靈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宮”，不斷有人前去參觀。臺灣當局為了永久紀念蔣介石，并把他奉為反共的精神領袖，決定籌建“中正紀念堂”。在蔣介石病逝2個月后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成員有俞國華、林金生、蔣彥士、高魁元、趙聚鈺、費驊、賴名湯、謝東閔、蔡鴻文、周宏濤、秦孝儀、張豐緒、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慶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指導委員會，成員主要有何應欽、張群、陳立夫等25人。經籌建小組廣泛與慎重的考慮，擇定在臺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其后，籌建小組又公開征求海內外建筑師提供建筑設計構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楊卓成建筑師的設計方案。1976年10月31日蔣介石9秩誕辰之際，“中正紀念堂”舉行破土典禮，蔣經國、蔣緯國、何應欽、谷正綱等人出席典禮儀式。經過日夜趕工，終于在1980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5周年之際完工。臺灣當局舉行了“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蔣經國主持典禮儀式，出席典禮儀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親國民黨人士向蔣經國呈獻“中正紀念堂”模型。蔣經國發表了《回顧苦難而又充滿希望的5年》的講話，宣稱：

　　“在此1800多個日子里，我們國家遭受的沖擊，所面臨的苦難，自然遠比任何國家沉痛嚴重！可是在先總統蔣公‘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的遺訓啟導之下，盡管世人紛紜自擾，我們仍能‘處變不驚’；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亂迷失，我們一樣‘慎固安重’，所以當中南半島土崩漁爛的時候，中華民國不但砥柱中流，而且還消除了鄰近國家的惶惑不安；當世界經濟接連爆發危機的時候，由于我們一齊致力于國家基本建設，不但阻止了不景氣的趨勢，還保持著經濟的繼續成長；當美國背信毀約……的時候，大家固然恥痛切心，但一樣無畏無懼，團結奮起”。蔣還宣稱這5年是“苦難而又充滿著希望的5年”。《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3輯第519—5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