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陳伯鈞(1910～1974)，是1927年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元勛之一。烽火硝煙，世事更迭，然而青史上卻殷殷記載了偉大領袖毛澤東與忠勇將士陳伯鈞之間存續多年且鮮為人知的深厚友情。

　　槍下留人生死情

　　1928年春，陳伯鈞在紅四軍教導隊任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在一次戰斗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銹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長呂赤開玩笑說：“什么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陳伯鈞舍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復擦拭，終于鼓搗好了。

　　一天，呂赤帶隊外出打土豪歸來，剛邁進院子，陳伯鈞笑著迎上去，持槍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彪S即拉動了槍栓。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撞針，擊發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砰的一聲槍響，呂赤應聲倒地。陳伯鈞頓時愣住了：同是四川老鄉、黃埔軍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岡山，平日里朝夕相處感情甚篤的親密戰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槍下……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奮力呼喚他的名字，但一切已無可挽回，呂赤停止了呼吸。

　　陳伯鈞闖下大禍后，心情極為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黃埔軍校的同窗好友、時任一師二團參謀長的徐彥剛怕陳伯鈞想不開，親自陪他住了兩個晚上，勸導他相信毛澤東會對此事作出公正的處置。

　　對呂赤之死，毛澤東也很難過，但他弄清情況后并沒有馬上作結論。毛澤東找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以征詢的口氣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泵珴蓶|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張令彬便回教導隊向學員們轉述了毛澤東講的道理。

　　接著，毛澤東通知部隊集合，向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一個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一個是黃埔武漢分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么樣，我講得對不對？”

　　大家見毛澤東講的既不失法度軍紀，又入情入理，便逐漸緩和了情緒。這時，仍有人問毛澤東：“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毛澤東嚴肅起來：“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毛澤東讓自己的警衛員找來竹板子，在大家的監督下對陳伯鈞執行懲罰。實際并沒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幾下就收住了。據陳伯鈞事后講，毛澤東并非搞體罰，而是通過此種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懲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處罰。陳伯鈞也因此被調離教導隊，到一團一連降為副連長。

　　在紅軍初創的艱苦卓絕時期，毛澤東以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大局為重，從紅軍極度缺乏軍事指揮人才的實際出發，把革命法度的嚴肅性和人道主義的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成功地說服大家從槍下救出了一個有過失的好同志。陳伯鈞日后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得以在毛澤東統帥下續寫自己投身中國革命輝煌一生的史實證明，毛澤東槍下留人是完全正確的。

　　正是在井岡山的火熱斗爭中，陳伯鈞與毛澤東結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幾十年，陳伯鈞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戰、流血犧牲的精神投身中國革命戰爭，這不僅僅是知恩圖報，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證實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矢志不渝和對黨的領袖的赤膽忠心。

　　肝膽相照將帥情

　　陳伯鈞在開辟和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及隨后的長征中，從基層排長、連長干起，迅速成長為獨當一面的紅軍高級指揮員。他20歲任紅二十團政治委員，21歲任紅十五軍軍長，22歲任紅五軍團參謀長，26歲任紅六軍團軍團長。他的長征征途，歷時兩年，是先后在紅一、四、二方面軍擔任過高級指揮員的少數幾個將領之一。

　　1936年10月15日，在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之際，毛澤東親筆致信陳伯鈞：“伯鈞同志：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干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禮！”這封簡短普通的問候信，蘊含著領袖與同志、統帥與愛將久別后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無限深情，尤其是對陳伯鈞“為紅軍慶得干才”的高度褒獎，凸顯出統帥對其部屬才干的明鑒賞識。

　　早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期的1927年10月，毛澤東就派陳伯鈞、游雪程和徐彥剛三人，去“綠林好漢”袁文才的部隊幫助練兵、培養革命干部，完成了團結、教育、改造這支地方農民軍的任務。陳伯鈞任連長時，曾奉命帶領袁文才部一個班的兵力，護送毛澤東下井岡山去茶陵尋找主力部隊。下山第二天，陳伯鈞讓這個班戰士回山歸建，只和毛澤覃帶幾名戰士繼續護送毛澤東。經過一天急行軍，他們在距茶陵五六里的小村莊住宿打探消息。由于人少，大家商議夜間輪流放哨，毛澤東親自安排，與陳伯鈞一起負責下半夜到拂曉的警戒。夜半時分，茶陵方向的槍聲逐漸稀落下來，攻城的紅軍部隊不向井岡山撤退，卻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后來證實是團長陳浩叛變所致。毛澤東預感事態嚴重，決定立即向南追趕部隊。路上，毛澤東問陳伯鈞：“假若后面敵人追來怎么辦？”陳伯鈞立即回答：“我同警衛員在后面打掩護，你們只管往前走好了。”他們終于在掌燈時分趕到水口，追上大部隊，隨即召開干部會議，將陳浩等人撤職，押回井岡山受審。同時還決定部隊折回井岡山，向寧岡縣礱市開拔。為此，毛澤東又命陳伯鈞連夜抄小道往礱市送信給永新縣委，做好迎接大部隊的準備。陳伯鈞圓滿完成了這一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陳伯鈞率領所屬部隊，按照毛澤東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打了許多惡仗、硬仗。他任連長時經常帶領部隊擔負攻堅任務，在永新北鄉指揮戰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彈，負了重傷；任紅三軍第七師師長時，率部打響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槍，并指揮部隊攻入敵師部，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龍岡戰斗勝利后，追擊敵譚道源師，殲滅該師過半，繳獲步槍2000余支，機槍46挺；反擊敵公秉藩師時，巧妙運用戰術，抄小路預先設伏，將公秉藩師全部繳械。每戰之后，陳伯鈞都要總結經驗教訓，指揮藝術越來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中曾屢建戰功、三次負重傷，榮獲過中革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

　　當毛澤東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時，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被免去紅十五軍軍長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學習。任紅五軍團參謀長時，陳伯鈞因不滿當時一些人在反“圍剿”中的錯誤指揮，曾上書紅軍總部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遭到錯誤批判，被降職為紅十三師師長。但是不管遭到怎樣不公正的對待，陳伯鈞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堅信共產主義，堅信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率領的紅十三師常常能在短時間內力克強敵，連打硬仗，曾被中革軍委譽為“紅軍堅師”，毛澤東曾因看了該師連打勝仗的戰報，興奮地喊過“十三師萬歲”。

　　1934年10月，任紅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率部開始長征，經過多次血戰，突破敵四道封鎖線后又重回紅五軍團參謀長崗位。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最高指揮崗位，陳伯鈞的軍事才華得以更出色地展示。紅五軍團長期擔負著中央紅軍的殿后任務，要掩護大軍西去、北上，常常遭到敵軍重兵追擊，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勞累、流血犧牲。有的同志想不通、發牢騷，但陳伯鈞顧全大局，堅決執行中央命令，做好部隊官兵的思想工作，并指揮部隊打了許多漂亮仗。陳伯鈞也因此在紅軍高級將領中獲得了“鐵屁股”的美譽。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陳伯鈞調任紅四方面軍九軍參謀長，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進行了面對面的堅決斗爭，因此遭到了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當時，他被只身趕出紅九軍，坐騎被扣，望遠鏡被搶，警衛員也被打。但陳伯鈞始終堅信毛澤東和黨中央北上路線的正確，以堅韌的毅力，強忍委屈，頂住壓力，當好紅軍學校的教員。后來在朱德、劉伯承等力薦下，張國燾不得不重新起用陳伯鈞任紅四軍參謀長。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后，陳伯鈞又被朱德、任弼時、劉伯承委以紅六軍團軍團長重任。

　　1937年9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時，陳伯鈞被任命為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時年27歲。

　　解放戰爭中，陳伯鈞率部挺進東北，重返前線指揮部隊。先后任合江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十二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率部參加了遼沈、平津戰役。接著，任十二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兼四十五軍(后改五十四軍)軍長，率部參加了衡寶、廣西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后，陳伯鈞先是領導廣西的大規模剿匪戰斗，接著任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湖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領導湘西、湘南的剿匪戰斗。湘桂兩省的剿匪戰斗復雜艱巨，戰果輝煌，至今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

　　1955年，陳伯鈞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被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