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0月4日，由梁啟超在日本主辦的《新民叢報》刊登了一首名為《湖南少年歌》的長詩，作品一經發表就在旅日華人中廣為傳誦，特別是其中“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等內容，更成了膾炙人口的名句。詩的作者，是一個叫楊度的湖南人。

　　20世紀初，正是大清王朝日薄西山的時候，在日本，則聚集著數以萬計的華夏熱血青年———清國留學生，楊度就是其中的一員。靠著縱橫的才華和不俗的作為，楊度被公推為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干事長。當時流亡日本的保皇派巨子梁啟超、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都視楊度為人才和摯友，分別邀請他的加盟，可都被婉拒了。原來，楊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早年師從一代大儒王　運，得到了“帝王之學”的真傳，所謂帝王之學，就是古代策士運用智謀縱橫捭闔以事奉君主、建功留名的學問。到了日本，楊度在東京政法大學研習各國憲政，而“立憲”與“革命”一樣，同是當時最流行的關鍵詞。如此，以憲政學為表、以帝王學為里，輔佐君主完成立憲大業，自己則做一個當朝宰輔、千古名相，這就是楊度為自己的人生繪制的美好藍圖。

　　清政府也在想著以立憲自救，派遣載澤等五大臣考察各國憲政。可五大臣只是在歐美“公費旅游”了一圈，哪里拿得出什么考察成果?1906年初，考察團派員來到日本，私下委托楊度捉刀起草報告，楊度遂轉托梁啟超與自己合作，共同完成了此任，由此也開啟了他君主立憲的政治實踐。1911年，滿清政府垮臺，中華民國建立，楊度卻依然堅持他的君主立憲主張。1915年2月，楊度撰寫了《君憲救國論》一文呈給袁世凱，稱“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大合袁世凱的胃口。袁世凱揮筆題寫“曠代逸才”四字，并命人制成匾額頒予楊度。8月，楊度聯絡嚴復、劉師培等名流創立籌安會，自任理事長，為復辟吶喊助威。而鬧劇畢竟是鬧劇，隨著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籌安會成了遭人唾罵的“臭安會”。6月6日，袁世凱死去，楊度為他寫了副挽聯:“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隨后，楊度成了被民國政府通緝的要犯，避罪天津。10月，從老家湘潭又傳來了他的老師王　運去世的消息，楊度在挽聯中寫道:“曠古圣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復辟活動的失敗宣告著楊度君主立憲政治主張的破產，兩副挽聯，也成了他寫給自己立憲理想和個人抱負的告別信———雖然還有些不甘心。1917年張勛復辟，楊度公開復電拒絕參與，并沉痛地表示:“神圣之君主立憲，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

　　效法日本明治維新故事，通過確立君主立憲的國體實現富國強兵之夢，一度曾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度的政治主張倒也無可非議。但以當時的中國，欲實現真正的憲政，首先需要的是極大的努力乃至犧牲，而楊度對此似乎并沒有足夠的準備和決心，他想得更多的，恐怕還是自己如何借助立憲以顯身揚名。在這一點上，他比其同鄉譚嗣同要遜色了不少。失敗后的楊度顯得落寞和消沉，過上了“學佛逃禪”的生活。但這注定是一個民國時期不甘寂寞的奇士，不久，楊度又與老友孫中山聯系，利用自己在北洋的影響，捭闔于南北之間，為廣東革命政府出力，并于1922年成功幫助孫中山度過了嚴峻的軍事危機。1925年，孫中山病逝于北京，楊度所撰挽聯云:“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幾，正創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1928年秋，楊度南下上海，昔日的“帝制余孽”進一步“墮落”，做了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門客，拿著每月五百大洋的薪水。而實際上，他已由當時中共中央直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潘漢年介紹，經周恩來同志批準，成了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當時的上海，正處于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楊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楊度病逝于上海。臨終前，一生擅寫挽聯的他也給自己留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

　　直到晚年，楊度還每每為當初“立憲運動”的失敗而心存不甘，他在所著《中國通史》(未完成)大綱中還堅持認為，如果清朝是漢族人的政權，則君主立憲必成。但無論如何，試圖走日本君憲道路的努力已經失敗，中華民族也隨即進入了危急存亡之秋，所謂憲政，當時已經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要務了。楊度能夠從失敗中解脫出來，投身于浩蕩的民族救亡洪流之中，正是體現了湖湘文化中心懷天下、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對國家、對民族不離不棄的精神，或許更值得今天中國的法律人去深思。(柴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