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回生

　　“總理，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四種，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會議可否將此項任務分工繼續完成，作為研究批判歷史的一種材料。現在一些老知識分子也閑著無事，可以組織一些人來做。”這是1971年4月，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前夕，有關部門在請示并獲得毛澤東批示同意后，寫給周恩來的信。周恩來當日即批復：“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

　　顧頡剛此時正在日記中悲嘆自己“成為廢人”，“此皆五年來日在驚風駭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顧頡剛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參與“海瑞罷官”討論而遭遇大批判，驚呼“上當了”，遂以煤氣自殺。顧頡剛最為看重的史學才子錢海岳，在兩派斗爭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顧頡剛本人則被戴著高帽游街批斗。

　　不過顧頡剛的命運也很快因“國史”整理而出現轉機，落實政策后，顧頡剛書庫里的封條被揭掉了，薪水復原了，醫療關系轉至北京醫院高干病房，插隊的子女也被調回身邊。很多舊友因此而紛紛要求參與“國史”整理。雖然顧頡剛因為身體原因，并未負責具體的點校工作，但他曾為此寫出了一份擴展了的《整理國史計劃書》，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錢海岳的《南明史》稿。該書稿后來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顧頡剛還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開列了一份點校者名單，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幾位已經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陳寅恪、蒙文通等。

　　“閑著無事”的還有自封為“準牛鬼蛇神”的啟功：“我們的境遇與境況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們是‘掛起來’。‘掛’起來很符合‘準’的定義，即先‘掛’在那兒，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來隨時拿來示眾。”1971年6月，啟功被單位軍代表辦公室的人告知，說是“二十四師”要調他去。啟功一聽就蒙了：“莫非要把我進一步看管起來？我什么都沒做啊！”第二天才問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啟功興高采烈地前去中華書局報到。

　　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師承章太炎的王仲犖，則于當年9月重返中華書局。此前經不起領導的動員，他寫了有關孔子的三篇論文。他坦承，“我已經感覺到當時‘左’的風向，感覺到在陰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來整人。”特別警惕的王仲犖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質，即“仁”和“禮”的問題，這是孔子討論中的敏感部分，但終因為“放毒”而被揪了出來。躲進中華書局的王仲犖如魚得水，這里的圖書館藏書幾十萬冊，遠遠抵得上一個大學藏書館。只是沒過多久，他就感嘆：“大多已看過了。”

　　清史專家王鐘翰在“文革”中受到沖擊比較嚴重。他是偷偷跑到中華書局來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舊人”鄭天挺則未能獲得“解放”，南開大學當權派認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的他，每天打著三角旗走在改造隊伍前面，繼續主管著校園廁所和道路的清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