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春天，借毛澤東倡導要大力調查研究的東風，聶榮臻指示有關部門在上海和北京分別召開座談會，采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做法，開“神仙會”，請科學家們就知識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現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聶榮臻感到必須給知識分子一個“春天”，給科學研究工作環境以“春天”。而要促使這樣的“春天”來臨，就必須趕快制定這方面的政策。

　　于是，他讓秘書通知有關科研主管部門的一些領導來到王莊，聽他們匯報前一階段關于知識分子政策和各單位研究政策的執行情況，提出需要改進的意見，一連開了十多天的會。經過反復的磋商，聶榮臻主持擬定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十四條的意見初稿》。

　　在討論研究的過程中，聶榮臻反復強調，十四條中，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務，知識分子紅的標準及紅與專的關系，黨如何領導科研工作這三條，這是十四條中的核心問題。杭州會議剛結束，聶榮臻就讓中國科學院參加會議的韓光和張勁夫，在北京和東北地區召開中科院黨員所長會議，同時，采取多種方式征求黨內外科學家對十四條的意見，提出修改建議，還在鋼鐵、地質、農業、醫學四個科學研究院討論和試點。中央科學領導小組、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黨組也進行多次討論。

　　5月中旬，聶榮臻又多次找人談話，了解十四條的修改意見和試點情況。他還請陸定一、郭沫若、張際春、周揚、龔子榮等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人幫助修改。經過反復討論、實踐、修改，聶榮臻認為，《科學十四條》已趨于成熟。6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的后面附上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名義寫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請示報告就有關政策和思想問題，要向黨內干部把道理說清楚，講透徹。

　　第一個問題是紅與專的關系問題。請示報告認為，當前紅專的關系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從紅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學工作者，忽視和放松從專的方面要求他們。二，紅的方面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實際、不加區別的毛病。三，有些單位簡單化地把自然科學工作者劃分為“紅專”和“白專”，非紅即白，給一些政治上屬于中間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業務上比較鉆研的人戴上“白專”的帽子，打擊了一些應該團結的人，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報告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正確地對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此，聶榮臻在報告中提出了若干具體的意見:

　　學術問題上，鼓勵各種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見解和對于具體學術工作的不同主張，進行自由探討，自由辯論，自由競賽。對于學術問題的討論，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貼標簽，不用多數壓服少數；允許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與保留自己的意見，讓科學實踐與時間的考驗來逐步明辨是非。

　　正確劃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之間的界限，對于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不要當作思想問題來批判，更不要把思想問題引申為政治問題來斗爭。

　　此外，報告還對理論聯系實際，培養使用科學人才中如何克服平均主義，科學工作中如何保密，保證科研的時間，研究機構中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提出了看法。

　　報告的這些內容，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么驚人之處，可是在知識分子政策長時間過“左”的當時，這些意見的提出，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聶榮臻的報告在交給中共中央半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這個報告。

　　此時，毛澤東正好在外地，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都與會了。會上，聶榮臻首先作了匯報，陳述了制訂《科學十四條》的理由和過程，說明了制訂這個條例的必要性。他在匯報結束時強調:有了這個條例，就能正確執行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和貫徹“雙百”方針，調動廣大年老的、年輕的、黨內的、黨外的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隨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簡要補充了《科學十四條》在中科院試點后的情況和反映。

　　鄧小平在發言中表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很有必要。試行后在實踐中加以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的“憲法”。

　　在討論的過程中，康生對聶榮臻請示匯報中的一段話提出異議。這段話原稿是:“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資產階級自然科學體系’、‘反動的自然科學學派’、‘無產階級自然科學體系’、‘紅色自然科學家’等等，都是不對的，應當廢止。”

　　本來，對于自然科學是否有階級性的問題早已解決。1956年6月，陸定一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雙百”方針。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自然科學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自然科學工作者卻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

　　這段話雖然重點是講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其前提則是承認自然科學的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然而，康生卻不這么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學成為“體系”，就聯系到哲學世界觀，不好說沒有階級性。既然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后來請示報告在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發時，對此作了刪除和修改。除此以外，與會者一致通過了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隨后又報送了毛澤東并得到了批準。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將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和國家機關各黨組，并加了較長的批語。批語說:……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于講真話，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這樣才能造成一種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放心、負責地去做工作。要切實保證他們的工作時間，要求和幫助他們踏踏實實地做出成果。

　　被鄧小平稱之為“科學憲法”的《科學十四條》的制訂和實施，對于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尤其是紅與專關系的界定，明確了一個人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就算初步“紅”了，實際上等于摘掉了強加給知識分子的“白專”帽子。

　　文/羅平漢　摘《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