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頭很快便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劉少奇。為了置劉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制造偽證，最終給劉少奇

　　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彌天大“帽”。“文革”結束后，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偽證，劉少奇的沉冤終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么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么制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鮮為人知。

　　1967年7月，遼沈大地武斗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某日，一架從北京來的飛機在沈陽機場降落，機艙里坐著三個面容冷峻的軍人。其中一位是駐遼寧某部的軍政委，而他的任務卻只是奉命陪同兩名比他軍職低的人安全抵沈。此舉足以說明這是兩個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沈陽的。此時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于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沈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后，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0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沈陽。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7人領導小組和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里，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志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伙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于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

　　在中央專案組巫中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著“奉天紗廠———警察局———法院———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著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系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辦案人員對“知情人”采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范，讓說什么就說什么，讓證什么就證什么，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