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之前的幾期相比,2008年第六期的《譯文》雜志排得有些滿。11月16日,雜志副主編黃昱寧對外宣布,《譯文》已經走到了盡頭,決定停刊；排得滿點,“無非就是為了處理掉一些存稿。”

　　兩天之后的11月18日,一場主題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與批評”的高峰論壇在浙江溫州舉行,莫言、賈平凹、陳思和、舒婷、蘇童、阿來、李洱、王必勝、潘凱雄等30多位知名作家和批評家以及主流文學雜志、出版社的領銜人物參加。他們談起了純文學期刊的市場問題,幾位雜志主編不約而同地承認,純文學期刊舉步維艱。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純文學期刊和人文雜志就面臨經營慘淡的問題,紛紛尋找對策,大多數忍受著發行量幾千份甚至幾百份而且大多沒人看的尷尬事實,依附著作協、文聯等單位的撥款過著日子。

　　現在,《譯文》停刊再度引發這個問題:純文學期刊和人文雜志真的沒有市場嗎?還是做這類期刊的人缺少經營策略,不知道怎么尋找潛藏的市場?

　　停刊:并非因為資金虧空?

　　發行量低、資金難以為繼,一直是套在不少雜志、期刊頭上的繩索,《譯文》雜志停刊消息傳出時,外界最初的猜想也是因為雜志每年帶給出版社巨大的資金虧空。

　　但《譯文》雜志主編吳洪表示,雜志停刊不完全是經濟原因。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則說,《譯文》創刊以來,發行量一直不大,但出版社做雜志的錢還是虧得起的,現在決定停刊主要還是出版社做雜志的策略:關掉《譯文》,集中力量做《外國文藝》,將《外國文藝》做成專業翻譯類期刊。

　　追尋一下《譯文》的歷史,得回到1934年的9月,雜志發起者是魯迅和茅盾,最初3期為魯迅編輯,后由黃源接編,上海生活書店發行,1935年9月出至第十三期時曾停刊；1936年3月復刊,改由上海雜志公司發行,1937年6月再次停刊。

　　在1936年3月的復刊詞中這樣寫道:“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當然不免私心以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于《譯文》的憑吊。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我們也不斷地希望復刊……”

　　2001年,《譯文》雜志復刊時,匯集了一大批海內外中青年名流學者和翻譯家,董鼎山、陸谷孫、羅新璋、錢滿素、陳良廷……這些人都強調翻譯的嚴謹和行文的優雅,為了完善自己的翻譯宗旨,《譯文》還連續舉辦了幾屆翻譯競賽,遺憾的是,比賽辦了4年,一等獎卻年年空缺。這也從側面體現出高端翻譯人才空缺的現狀。

　　今年,《譯文》又推出了新一屆翻譯大賽,這個4年都沒有頒發出去的一等獎,總算在最后時刻找到得主:本期的《譯文》雜志不僅刊登了獲獎名單,一同刊登的還有一等獎得主的譯文。

　　反應:市面上本來就買不到?

　　在上海譯文論壇的“譯文沙龍”交流帖中,讀者們對于《譯文》雜志傳出要停刊的消息普遍反映平靜。大多數讀者表示,《外國文藝·譯文》和定位差不多的《世界文學》本來就幾乎無法在市面上買到,如果想要閱讀,只有靠郵局訂閱和網絡瀏覽電子版本。有網友說:“跑了兩個省會城市都沒有買到。”

　　許多讀者表示,《譯文》不能算是老牌雜志,如果《外國文藝》停了才算“大事”。而且就算《譯文》停刊了,那些寫手也會把文章發表在其他雜志上的,所以不必擔心。　

　　《世界文學》主編余中先也說,《譯文》是《外國文藝》的副刊,它停了,《外國文藝》還在,這樣想就覺得沒什么了。《譯文》中比較好的版面,也許會被《外國文藝》吸收。

　　寒冬:遇上人文雜志停刊年?

　　純文學期刊前幾年紛紛轉型,人文雜志也只能勉強維持運轉。有統計稱,目前全國近千種文學期刊中,能維持正常循環的不到100種,發行量過萬份的不超過10種,全國只有《人民文學》、《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十月》、《當代》、《收獲》這幾本期刊月發行量可以超過5萬冊這條“生命線”。一些省級文學月刊的發行量甚至只有兩三百份。人文雜志方面,2005年,《書城》停刊,《書屋》、《萬象》等人文雜志都普遍面臨巨大的市場壓力。

　　《譯文》副主編黃昱寧更認為,說今年是人文雜志停刊年也不為過。今年4月,臺灣著名人文刊物《誠品好讀》宣布休刊,現在,《譯文》又畫上了一個句號。而上海譯文出版社名下的純文學雜志,前幾年已經停了一本《世界之窗》,現在只剩下《譯文》的母刊《外國文藝》了。

　　思考:人文雜志并不缺讀者?

　　在11月18日舉行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與批評”論壇上,《北京文學》名譽社長、《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主編章德寧說起一次親身經歷的調查。去年的全國書市期間,她與同事在鬧市街頭的幾個報刊亭進行了一次隨機讀者閱讀調查。調查包括兩個問題:“你喜歡閱讀文學期刊嗎?”“如果喜歡,請寫出兩個刊名。”在接受調查的人員中,有些明確表示不看文學期刊。而填寫“喜歡”閱讀文學期刊的人,大約有90%寫上的刊名是《讀者》或《青年文摘》。《小說月報》據說發行已達幾十萬份,但在那天的調查中,提到它的也不過寥寥幾人。她與同事們感到,雖說我們已接受了文學和人文期刊日益邊緣化的說法,但面對這個親手調查來的數字,還是有些悲涼。

　　章德寧說:“置身于此,那個大賣場很有象征性:普通人的需求就像那個大賣場,精神和閱讀的需求只占一小部分,對文學的需求是更小的一部分,這就是文學在當今的真實處境。”

　　《明報周刊》北京編輯部主任趙徑文也認為,小眾人文雜志的生存狀況會越來越艱難,閱讀這類雜志的讀者在不斷減少,而不是增多。“所以,它是逆流而上,方向對了,還可以勉強維持生計,但要指望它短期內有多大的商業回報,我覺得不太現實,它的社會價值要比商業價值更高。”

　　但也有人表示,其實做雜志無非就是兩塊,內容和營銷,內容上,人文雜志雖然不主流,可總還是有讀者的,幾本雜志絕對養得活,現在雜志做不好,往往是因為市場沒有做到位,喪失讀者群。所以,人文雜志現在最缺的,是有遠見卓識的經營人才,而不是編輯人才。

　　本報記者　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