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在美國大學里閱讀開美國社會風氣的《金賽性學報告》的同時,在中國有人正因為所謂的“淫穢行為”而丟掉性命。

　　1979年夏天,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人員李銀河,稀里糊涂地參加了一個新鮮的講習班——美國匹茲堡大學的霍爾茲納教授和聶尼瓦薩教授來北京講授社會學。

　　“能參加那個班我也覺得奇怪,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挑選的人。”李銀河記得當時參加講習班的有20多人,大都二三十歲年紀,來自全國各地跟研究社會狀況相關的單位。“同學里還有葉小文,現(xiàn)在的國家宗教局局長。”

　　講習班設一家賓館里。兩個多月間,兩位教授親自講授社會統(tǒng)計學、社會學概論、社會學方法等等,都是國外的社會學本科學生必修的基本課程。

　　一接觸這個學科,學歷史的李銀河仿佛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內心十分欣喜。在此之前,她對社會學幾乎毫無了解,“那時候國內連費孝通的書都沒有一本,《江村經濟》啊、《生育制度》啊,都在‘文革’中被批判了。”

　　“當時選擇學社會學也沒什么別的想法,就是關心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感到國家經過一場浩劫,很多東西都需要有人重新去梳理。”她說。

　　多年后,這個夏季講習班被稱做中國社會學的“黃埔一期”,許多社會學者都出自于此。“現(xiàn)在我們所(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里很多人都是那時的同學。”李銀河說。

　　而她本人,在參加完講習班后又赴美留學,如今已是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學者之一。這個溫和、敦厚、安靜的女人,常常在媒體上高呼很多人想說又不敢說的性觀念、性權利,在每年“兩會”上提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等相關提案,在每一次講座、采訪中堅定地說:“就好像共產主義理想一樣,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沒有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之分,所有的性都是自愿的、快樂的。”

　　因為美國人的一次講座,因為出國留學,李銀河改變了研究方向和人生軌跡。在她的觀察下,中國人30年的性情之變異常急劇。“速度之快讓人難以想象,最主要的表現(xiàn)應該是離婚率上升比較快,婚前性行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為比例增加。”

　　盡管每次言論都引起軒然大波,她已學會毫不在意。“其實從這類話題的被關注程度,已經可以看出這個社會在逐漸變得開放和寬容。”

　　“我可能知道什么是太監(jiān)”

　　當時她還是個女孩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承認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監(jiān)、閹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銀河經歷了混亂時期里所有的運動和變化。

　　在內蒙河套地區(qū)的鹽堿地墾荒屯田,又去山西農村插隊,22歲,她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去山西大學,被分到歷史系,在課后則自學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知識。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種文化》里記述過這個時期的一段軼事:

　　“大學三年級時,有一天,一位村里來的女同學在班里大聲說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監(jiān)!說完了這話,還作顧盼自雄之狀。

　　班上別的同學都跟著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說: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監(jiān)就是閹人嘛。人家又說:什么叫作閹人?她就說不出口,鬧了個大紅臉。當時她還是個女孩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承認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監(jiān)、閹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陣子灰溜溜的,不敢見人也不敢說話。”

　　1977年大學畢業(yè)后,李銀河被分配到《光明日報》史學組做編輯。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fā)了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8年下半年,李銀河又被調到國務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類的工作。26歲的她與同事林春合寫了一篇《要大大發(fā)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fā)表,后來被全國各大報轉載。這篇文章被譽為“打破了不允許談論民主的禁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