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青萍從小住在上海弄堂里，弄堂里女孩子和女人們的故事，她一直記著……”最近，一位杭州女作家筆下流淌出了地道滬上風情的長篇小說《上海弄堂》。然而，很快，就有一些文學愛好者發(fā)現(xiàn)，顧艷寫的這部《上海弄堂》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與上海女作家陳丹燕出版于2002年的小說《魚和它的自行車》相似得如雙生兒。《上海弄堂》的人物設(shè)置和情節(jié)脈絡(luò)不僅與《魚和它的自行車》如出一轍，連敘述的語氣、段落的組織、意象及意象出現(xiàn)的秩序都存在著大量相似的現(xiàn)象。

　　“剽竊”一說，不脛而走。耐人尋味的是，爭議當前，仍無礙《上海弄堂》單本的發(fā)行。

　　與此同時，無獨有偶，文壇“抄襲”幾成連載：繼《夢里花落知多少》后，再次涉嫌抄襲的郭敬明的長篇《小時代》也越賣越火，9月27日才上市的《小時代》，在9月30日截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里，以3天的銷量，奪取了9月的銷售冠軍。同樣，當10月30日結(jié)束的時候，開卷發(fā)布的全國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小時代》以5600冊的監(jiān)測數(shù)據(jù)，蟬聯(lián)當月銷售冠軍；而“80后”另一女作家安意如溫柔中的心機更是讓人瞪目：先前兩冊《人生若只如初見》、《思無邪》有剽竊只初見，露冰山一角，還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再出《陌上花開緩緩歸》，卻見書后列舉了參考書，并聲明“不能保證不和別人的雷同”。好么，聲明在先，你還能說這是剽竊還是抄襲？這讓人不得不嘆服，文學打假，竟變成軟弱無力的假打。

　　當事人拒不認抄

　　“那是80年代初夏，我17歲，考上了醫(yī)學院附屬的護士學校。……在生命的每一處哪怕最微小的轉(zhuǎn)折處，我都在心里熱烈地盼望著奇跡的出現(xiàn)。”(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

　　“20世紀90年代初夏的一個黃昏，她18周歲，高考時報考了上海醫(yī)學院。……在生命的每一處，哪怕是最最微小的轉(zhuǎn)折處，母女倆都在努力把握機會，盼望奇跡出現(xiàn)。”(顧艷，《上海弄堂》)

　　與陳丹燕所寫不同的是，顧艷將“我”由第一人稱改成“沈青萍”，又把主人公的家庭狀況從父母雙全改為父親早逝。整部小說中，凡是與《魚和它的自行車》中有相似的部分，只有這個開頭是改動最大的。但顧艷不認為這是抄襲、剽竊，她在天涯相關(guān)帖子中表示：“《上海弄堂》和《魚和它的自行車》是兩個不同故事的小說。作為作家寫作品是不愿意和別人雷同的。但有些個體經(jīng)驗和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有著公共的經(jīng)驗。”“在已經(jīng)出版的長篇小說中，任選兩部去尋找，哪里找不到有相同的句子？”

　　至昨天22時50分本文截稿時，顧艷仍拒絕與本報記者直接交流。但她在天涯網(wǎng)上表示，天涯網(wǎng)必須向她公開賠禮道歉。

　　評論家心憂原創(chuàng)

　　“顧艷是杭州人，她怎么會對上海弄堂生活那么熟悉？是不是被出版社逼急了，從已存在的文字材料中摘取了一些？”文藝評論家謝璽章與顧艷有過一些交往，他也想不明白，一名“出版了20多部小說、散文、詩歌和評論集，在中國文壇從來沒有引起過異議，也沒有在作家圈引起過任何爭議”(顧艷本人自述)的作家，為什么忽然“手伸長了”。在謝璽章看來，一名嚴肅的作家，應(yīng)該像珍惜自己的羽毛一樣珍惜自己的獨創(chuàng)性、原創(chuàng)性。

　　“寫小說又不是搞翻譯，怎么可能在互不知道的情況下寫出差不多的東西來？”作家陳村斷然否認了“共同生活經(jīng)驗導致巧合發(fā)生”的可能性，他一字一句地說，“作家寫得不好不要緊，作家的格調(diào)是最最要緊的。”

　　“以前，作家抄襲被揭露出來，是一件極為羞恥的事，必須公開道歉。而今，‘抄’功變成才華的一種了，堂而皇之地流傳在市面上，這種不正常的行為正在給我們的后代造成錯誤的影響，就是極不尊重他人的勞動，極為功利，喪失是非標準。”評論家王小峰激動地對記者表示，網(wǎng)絡(luò)時代獲取信息的便利并不能為作家的“手滑”開脫；至于眾“粉絲”為偶像的錯誤筑起保護墻，認為“抄得有理”，那更是文化的悲哀。

　　被抄者心痛難平

　　“從上海某媒體上拜讀你的連載《上海里弄》，驚嘆你對上海如此熟悉！你曾經(jīng)是上海人吧？”一名網(wǎng)友在顧艷的博客上留言道。

　　或許作家陳丹燕才應(yīng)該是這份“驚嘆”的真正歸屬者。本報記者昨夜就抄襲一事專訪了作家陳丹燕，她并不意外。她說早已察覺自己遭了“抄”手，也早已決定了不予追究。但這并不意味著原諒。陳丹燕努力平抑波動的情緒，淡淡地對記者說：“顧艷不僅抄了我的文字，還抄了我獨特的個人體驗。這些流蕩在字句組織中微妙的感受與體驗，相信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人與我一模一樣，還有這么多一模一樣。”

　　被“抄”的作家，往往都采取了陳丹燕這樣的態(tài)度，鮮有告上法庭的。這固然緣于作家的善良，但也在客觀上為抄襲者繼續(xù)抄襲大開方便之門。記者采訪的幾位業(yè)內(nèi)人士都表示對抄襲行為的譴責，這不僅是對自己的不尊重，更是對被抄者的不公平。

　　“過了很久以后，一些經(jīng)典會留存下來，成為供大家‘借鑒’的公共財富，比如大量的小說和電影采用莎士比亞劇作中的套路和橋段，而中國的許多傳說故事也為后人改編、演繹，這都沒有問題。但如果在當代，作家要改編、改寫別人已有的作品，就必須獲得作者同意或購買著作權(quán)，并且在文體上注明出處。”陳村表示。

　　“行業(yè)需要規(guī)范，但首先要規(guī)范的是作家的心態(tài)。如果急著出名，急著掙錢，在那種特別著急的狀態(tài)下來寫作，抄襲在所難免。”謝璽章的話透露出許多無奈，有專家呼吁，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問題：誰來拯救抄襲者的靈魂？

本報記者 吳越 陳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