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馮友蘭,是在中學課本中的一篇文章《人生的境界》里。翻看作者介紹,上面寫著:馮友蘭,中國著名哲學家。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馮友蘭的地位無人能出其右,他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完整地用現代方法來寫的中國哲學史；他通過“貞元六書”創立了新理學體系；他85歲高齡時耗費10年完成了7卷本的煌煌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而日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實說馮友蘭》卻讓讀者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馮友蘭。

　　作為女兒,宗璞幾十年陪在馮友蘭先生身邊,她笑著說,自己身兼數職,秘書、管家、門房、護士、跑堂都要干。在她給本報記者的講述中,馮友蘭不僅是一個專注于學術的學者,也是一位幽默風趣的父親,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輩。

　　專注哲學“傷筋動骨”

　　把手放到窗外,普遍意義特殊意義何在

　　記者:在你眼中,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宗璞:從一個女兒的角度,我認為我的父親馮友蘭先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有理想,有他的事業,而且非常專心地去做。

　　記者:他的專心體現在哪些方面?

　　宗璞:我給你講兩個小故事。在文革里,我們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擠在一個小屋子里。當時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親就說來包餃子,改善生活。煮餃子的時候,這盤餃子就找不到了,后來找了半天,我的父親坐在這盤餃子上。他一點都不覺得,因為他滿腦子都在思考哲學的問題。另一件事經常被西南聯大的老先生們引為笑談。抗戰初期,西南聯大幾個教師從長沙赴昆明,車過鎮南關時,父親的手臂觸到城墻骨折。金岳霖對我說,司機警告大家,要過城門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別人都照辦,只有我父親開始考慮,為什么不能放車外,放和不放的區別何在,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何在?還沒考慮完,就骨折了。

　　記者:馮先生有個特點,就是從不熬夜。那他怎么安排寫書的時間呢?

　　宗璞:父親生活十分規律,晚年,上午工作,下午聽讀報、會客,很少打亂。他能堅持,所以有這樣大的成績。父親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稱“呆若木雞”。一個人的時候就背詩文,最喜韓文杜詩,還有《古詩十九首》。我現在知道他85歲以后從頭開始寫《新編》有多難,我才過80歲就不行了。

　　關心孩子愛說笑話

　　沒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圖餓死了

　　記者:哲學家給人的感覺往往是嚴肅而不可接近的,馮先生在生活中是這樣的人嗎?

　　宗璞:其實他在生活里并不那么嚴肅,我們幾個孩子都不怕他。他很幽默,會說笑話,我現在有幾個經典笑話都是從他那里來的。比如,他講過一個柏拉圖買面包的故事,說柏拉圖有一次差人去買面包,店老板說,講抽象的柏拉圖買面包嗎?我們只有這個面包、那個面包,沒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圖餓死了。

　　記者:你曾經在采訪中說過,馮先生專注于哲學,對孩子并不太關心?

　　宗璞:他表面上不關心我們,是因為他沒有時間,實際上他是很關心我們的。如他常說,我小時愛笑,他形容說真是笑不可仰。母親又十分能干,照料著整個家,也就不需要他多管了。父親晚年,我們常在一起談話,他去世后,我覺得世界上再沒有這樣的談話對手了。

　　記者:父親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宗璞:父親平常沒有什么休閑娛樂,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養成了喜歡讀書的習慣。我家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麻將牌、撲克牌。

　　很多書都歪曲了他

　　“端賴呂后智謀多”,這不是我父親寫的

　　記者:最近出的《實話馮友蘭》的書,你看了嗎?

　　宗璞:看了,《實說馮友蘭》讓我感到欣慰,它不像現在有些口述歷史那樣道聽途說,添油加醋,有時甚至完全是歪曲。這是一本說實話的書,可謂名副其實的書。尤其是西南聯大的幾位老學長,他們看到了真實的馮友蘭。像汪子嵩先生,當時是進步青年,現在的看法則完全不同了。汪先生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實在值得敬重。北大階段像余敦康教授、牟鐘鑒教授,清華階段陳樂民、資中筠兩學長,都講得很有感情。

　　記者:你說以往的書中對馮先生存在歪曲,能否舉個例子?

　　宗璞:比如父親和江青的關系。何兆武在《上學記》里面說父親寫詩吹捧江青,“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我請教該詩見于何處。何先生查不出來,承認自己記錯了。出版方三聯已經向我正式道歉了。這是合乎常理的態度,應該提倡。我希望大家都能尊重事實,根據事實可以做出不同評價,如果事實是編造的,你的評價能成立嗎?

　　近年出現了不少口述歷史的書。和朋友們談起,都覺得其中以訛傳訛的事很多。本來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紙上,還要稱為歷史,就要有根據,瞎說是不行的。

　　《實說馮友蘭》揭秘哲學家人生

　　馮友蘭是20世紀最有影響也是多被誤解的哲學家,而《實說馮友蘭》是第一部關于馮友蘭的訪談實錄,收入了任繼愈、楊振寧、汪子嵩等23位著名學者關于馮友蘭的訪談,他們大多是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現在都是術業有成的學者。在這些學生眼中,除了哲學,馮友蘭還有許多值得懷念和記錄之處。

　　當研究生就像學游泳

　　馮友蘭女兒、作家宗璞曾說過,父親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當了一輩子教書匠的馮友蘭提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已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

　　作為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任繼愈對此頗有感觸。馮先生曾對他們說,讀大學是以自學為主；當研究生就等于學游泳,老師把你扔在池子里,游過去你就畢業了。做學生都是靠自己闖出來的,把著手教是教不出人才來的。任繼愈認為這種教育理念對今天的學生來說仍然是有啟發意義的,現在的“填鴨式教學”并不能幫助學生建立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馮先生雖然在學術上要求嚴格,但他卻非常愛護學生。在解放前的學潮中,雖然身為院長的馮友蘭不能公開站在學生一邊,“但受國民黨軍警迫害的學生只要信得過他,到家里來隱蔽,他都盡力掩護,從不問他們姓名。他保釋和掩護過的學生有黃誠、姚依林等。”宗璞回憶道。

　　在文革中堅強地活著

　　馮友蘭是文革中被批斗得最厲害的學者之一。馮友蘭的學生李中華講起馮先生剛動完手術就被拉去批斗的事情,“那時他已經快78歲,又有好幾種病。我記得他有一次剛剛動了手術,前列腺肥大切除,排尿管掛一個瓶子導到外頭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被斗了,帶著排尿管的瓶子,在北大的第二體育館批斗,當時好像有中央一級的被批斗的人拉到這兒,馮先生陪斗。而且那是秋天,風很大、很冷。”

　　然而精神上的傷害更甚于斯,文革中馮友蘭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你們要學習帝王將相,就去找北大的簡教授,要學唯心主義,就找北大的馮友蘭教授。”簡先生選擇了自殺,而馮友蘭先生卻和弟子們淡淡地說,我不會自殺。

　　“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就是7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所以,他不會輕易死。”李中華說。“第七卷是在他95歲去世前3個月完成的,完成他就放心了,如果沒有完成他還會挺著。”而楊振寧則用馮友蘭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的一句話來形容他的文化使命感,那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口吃成為演講的優勢

　　說起馮友蘭,清華的老學生們第一個想起的竟是馮老口吃的毛病。“慧心者多口吃”,看來此話說得似有幾分道理。在清華,馮老的口吃與他的哲學成就一樣聞名。傳說,馮先生念墨索里尼,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許久。馮自美國歸,在清華開“古代哲人的人生修養方法”課,首次聽講者達四五百人,第二周減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聽講,因為他的口才不堪卒聽,一句“學而時習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鐘,在學生中傳為笑談。

　　然而在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看來,“馮先生把他的口吃轉化成一個有用的演講辦法”。他回憶起跟馮友蘭先生打交道的經歷時說,他雖然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由于馮先生的演講非常有名,年輕的楊振寧也就經常慕名去聽演講。“他講的具體內容我記不清楚了,不過,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馮先生口吃。”他說,口吃的人通常演講不容易成功,于是每當口吃的時候,他都停頓一下,這樣一停頓反倒給聽眾一個思考他接下來講什么的機會。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后來講出來的這個話,往往是簡要而精辟,這也是很多學生喜愛聽馮友蘭先生講座的原因。

　　本報記者　蒲荔子　實習生　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