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熱潮正在席卷中國學術界。在這個時刻,我以為重溫傅斯年當年不同于“國粹派”的“國學觀”,似有必要。至少它提醒我們在“國學”研究中應該注意防止某些可能發生的偏向。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挫辱,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難境地,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在文化領域興起了一股“國粹派”勢力,他們受啟于西歐文藝復興運動“古學復興”,提倡挖掘“國粹”,以激勵種性。作為“國粹派”精神領袖的章太炎如是解釋他們的宗旨:“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不僅是對康有為為代表的孔教派的挑戰,也隱然包含著對章太炎為精神靈魂的“國粹派”的超越。胡適撰寫《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即是在學術上對章太炎的一次挑戰。“五四”時期,傅斯年在為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所作的識語中明確表達了不同于“國粹派”的意見,也是在“章太炎派”外別立一幟。傅斯年提出自己“想做篇《國故論》,大旨是:(1)研究國故有兩種手段:一、整理國故;二、追摹國故。由前一說,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統的事物來,不特有益于中國學問界,或者有補于‘世界的’科學。”“至于追摹國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謂‘其愚不可及’了。”“(2)所以國故的研究是學術上的事,不是文學上的事;國故是材料,不是主義。若是本著‘大國故主義’行下去——一切以古義為斷——在社會上有非常的危險。”“(3)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在不如國故妥協。至于保存國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講到保存兩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運命和盤托出了。”“(4)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決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5)研究國故好像和輸入新知立于對待的地位。其實兩件事的范圍,分量需要,是一對百的比例。”這是傅斯年在《新潮》雜志中第一次明確反對“國粹派”的立場,實際上也是他與章太炎派決裂的開始。

　　1920年以后,傅斯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留學,以后又進入德國柏林大學,長達七年的留學生活,浸泡于西方學術之中,使他對現代學術的科學性有了更深的體驗。留學歸國后,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系統地表達了自己對建設新的歷史學的基本構想和思路,其中不乏對過時的“國粹派”和新近的“整理國故”運動的批評。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他要求新建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劃清自己與“國粹派”、“國學院”甚至“整理國故”這些帶“國”字號的學派、學術機構和學術運動的界限,將對中國歷史、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置于更為廣闊的空間背景——世界視域之中。

　　在《旨趣》中,傅斯年表達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是須注意吸收西方學者的長處。在研究中國歷史、語言文字等人文學科領域,傅斯年提醒人們,西方學者表現出許多中國學者所缺乏的專長,如重視挖掘和使用地下考古材料、文物材料,重視研究周邊少數民族語言、歷史。這些都是中國學者值得效法和借鑒的。換句話說,被我們稱之為“國學”的中國歷史、語言文字、民俗研究,其實也并不完全為我們國人所專有,西方學者由于具備近代科學的眼光,在治學上亦有中國學者所不及的地方。

　　在《旨趣》結尾,傅斯年喊出了三句響亮的口號: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那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這是傅斯年對史語所同人的要求,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國學”觀。以這樣一種觀念為約規,當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真正突破了傳統的“仁義禮智”的儒家觀念,獲得了新的科學性質,并在世界視域內與歐美、日本同行展開學術競爭,中國歷史學、語言學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歐陽哲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