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處于經濟最困難的時刻，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議程有三項：(一)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二)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關于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這次會議毛澤東先后聽了五次匯報。參加匯報會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譚震林、陳伯達、柯慶施、曾希圣、陶鑄、王任重、宋任窮、歐陽欽、劉瀾濤、張德生、李雪峰、烏蘭夫、劉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澤東一面聽匯報，一面插話。別的人也有一些插話。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大家頭腦都比較冷靜，能夠面對現實，和衷共濟地為克服暫時困難而共謀大計。毛澤東的許多插話，反映了他對當前農村形勢的估計和一些政策思想。

　　12月23日，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毛澤東聽取第一次匯報。

　　在插話中，毛澤東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干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取酬、等價交換，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涂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

　　毛澤東說，前三類屬于敵我矛盾，后三類是好人……對于前三種人，要由群眾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把壞人撤了，群眾不相信，后來開群眾大會又撤了一次。毛澤東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

　　講到退賠，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關于自留地，毛澤東希望多留一點，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樣？大家議一下。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并舉、私養為主的方針。

　　最后，毛澤東說，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

　　12月27日，毛澤東聽第二次匯報。

　　關于整風整社。毛澤東說，摸底排隊很重要，不然心中無數。毛澤東肯定縣、社、隊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壞的，包括打進來的、變質的和死官僚。關于死官僚主義分子，上次聽匯報時，毛澤東把他們列入敵人；這次改了，說他們同一、二類有所區別，是人民內部問題。講到糊涂人，毛澤東說了一個故事。楚莊王當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個大臣向楚莊王說，有一種鳥，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楚莊王聽了這話，覺悟了，開始振作起來。可見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后，有些事情沒有想到會是刮“共產風”。1959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就不會那么辦了。貴州省從農村調出來100萬勞動力，這就是一平二調的“調”嘛。北京大學500多學生去修鐵路，苦戰20天，回來后又不休整，結果100多人發高燒，患浮腫病，后來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見不要隨便搞什么不斷革命。

　　毛澤東肯定江蘇省一個報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澤東說：“這是個新辦法。”它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它能夠防止反傾向斗爭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避免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毛澤東為什么說是“新辦法”呢？所謂新，實際上就是對廬山會議后一味反右的一種修改。

　　毛澤東對這次整風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說，只要把整風整社搞好了，轉變局面、爭取豐收并不困難。他認為戰勝災荒、爭取豐收有許多有利條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戰三年的經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過去一搞就是幾個大辦。看來大辦只能有一個，大辦這個就不能大辦那個。過去我們大辦工業，現在要大辦農業，由大辦工業轉變到大辦農業，工業發展速度要壓低。

　　當有人匯報說，去年農業書記會議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有問題的時候，毛澤東斷然說：“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毛澤東終于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講人民公社過渡問題的時候，在他強調過渡的條件必須是公社一級的經濟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時候，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恰恰是助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毛澤東在插話中提出，有些地方，縣合并得太大了。從有利于抓好農業生產著眼，以小縣制為好。

　　12月30日，毛澤東聽第三次匯報。

　　隨著會議對問題討論的逐步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逐步發展。談到價格問題時，毛澤東提出：要提高糧食價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經過反復考慮的。1959年10月，柯慶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慮糧食提價問題。當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什么東西都可以漲一點價，糧食不能漲價。”“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就是牽動太大，棉農加城市人口有一億多。”當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吃商品糧的一億多人口的穩定問題，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穩定問題。現在，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只提收購價，不提銷售價。他算了一筆賬，提收購價而不提銷售價，每年差價只有十億元，問題不大。他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農業產品不等價的問題。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

　　關于退賠，這一次毛澤東講得更嚴厲，更堅決。他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東西都沒有。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毛澤東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講到這里，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談到“共產風”時，毛澤東再次承擔了責任。在匯報中涉及省委作檢討的問題，毛澤東說：“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責任擔起來了。”廖魯言說：“搞豐產田、大辦水利是有關部門提的。”毛澤東說：“過去這些事情是專管部門搞的，可是有我們看過的，批準的，如大辦水利、大辦副食品基地、養豬等。我們有責任，這樣才能總結經驗。”

　　匯報當中有人說，整風過后，還要講講大辦的成績，還是要從“一個指頭”出發。毛澤東卻說：先講“一個指頭”好不好？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

　　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多年來已經成為估計形勢的一種思維定式，一種既定的思想框框。這次毛澤東突破了這個框框。

　　聽完匯報后，毛澤東專門講了一下總結經驗的問題。他說：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從農業上調勞動力過多。他說：我跟好多外國人都講過，我們搞經濟工作沒有經驗。我們搞革命，搞階級斗爭有經驗，搞建設沒有經驗。他又說，三年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要真正地好好地總結三年經驗。把這幾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就可以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信陽專區就是一個證明。爭取明年形勢好轉是有條件的，有辦法的。

　　在這里，毛澤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這可能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