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寶級作家馬丁·瓦爾澤日前訪問中國，與中國作家莫言進行了一場文學對話。莫言在發(fā)言中表示對瓦爾澤先生提出的“一個作家要對社會批判，首先指向的是他自己”的觀點深有同感，并列舉了自己作品的經驗，“與其說我在寫別人的命運，不如說在寫自己的命運；與其說在為別人吶喊，不如說在為自己吶喊。”

　　“瓦爾澤先生提到的一個作家對社會批判，首先指向的是他自己，這和我的想法非常的吻合。”莫言在演講開場指出，“我為什么喜歡寫小說，就是因為我能夠在小說里把平時很多不能說、不敢說的話在作品里借著別人的口說出來，《紅高粱》這么多年以后再回頭看是一部年輕時的作品，這里面有感情、有愛情，我當時愛上了一個女子，但是不敢說出來，小說里奶奶在高粱地里躺著那一大段話，把我心里面對一個美好女性的感情全部都宣泄了出來，很多評論家發(fā)現不了，讀者也發(fā)現不了。”莫言幽默而生動的講話博得瓦爾澤會心一笑。

　　對話現場，瓦爾澤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摘抄了莫言作品中的很多引文，充分地顯示了德國人做事的嚴謹，在閱讀了莫言的《紅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兩部作品后，瓦爾澤發(fā)現莫言作品中對歷史的表述與德國作家是完全不同的，“德國作家柏爾的很多小說也在寫戰(zhàn)爭，但是我想說德國人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是沉重的，但是莫言的小說里關于戰(zhàn)爭的描述卻是很美好的。莫言講述的歷史沒有限制，沒有恐懼感。”

　　莫言說，“我寫作時抗日戰(zhàn)爭已經結束很多年了，當時的狀態(tài)，日本軍隊是什么樣的，我是根本不了解的，就必須充分調動想象力，我雖然沒殺過人，但殺過幾次雞，我會把殺雞的感覺轉移到小說里殺人的想象，雖然我沒有見過真正的日本士兵，但我已經在電影和小說里見過，然后就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想象，想象成‘文革’期間，我在農村期間那些打我、罵我的村干部，穿上日本人的軍裝，就成了我想象中日本兵的形象，后來事實證明沒有人說我寫的戰(zhàn)爭不像。”

　　關于提到作品中的“殘暴”和“惡”的問題，莫言坦言可以商榷，是不是可以少一些，或者進行弱化的處理，但是他強調，“我們都希望人性是完美的，但是總有很多的不如意，悲慘事件就有可能發(fā)生，作家必須要有勇氣面對，而且也應該在小說里面暴露它，我覺得文學不是一塊遮羞布，作家應該有勇氣暴露丑和惡，當然這會刺激某些讀者，讓大家看了之后會很不舒服，說，‘作家怎么能寫這樣的東西，你應該寫美好的東西’，但我覺得僅僅描寫美好是不負責任的，這是我多年來為自己辯護的一個理由。”

　　羅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