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實已經定格了，現在我是要另立山頭。”憑《暗算》獲茅盾文學獎的麥家說。在獲得茅獎的眾多大家之中，麥家的確是個異數，而《暗算》的間諜題材以及與影視不可割裂的聯系也讓它備受爭議。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麥家否認這是一部通俗小說或者懸疑、推理小說，認為它是“純文學抵達大眾內心的一種文本”。

　　麥家

　　作家、編劇。1964年生于浙江富陽，現居成都。曾從軍17年；1983年畢業于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無線電系；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7年轉業至成都電視臺電視劇部任編劇。1986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根據其同名小說改編和編劇的電視劇《暗算》開創了中國特情影視劇的先河。

　　茅獎 獲獎弄不好也是個陷阱

　　新京報：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你的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嗎？是不是采訪明顯多了起來？

　　麥家：采訪是多了，我確實沒想到獲獎后采訪會這么鋪天蓋地的，可以說是洶涌而來。而且我是不太擅長面對媒體的，應付得挺累的，所以我盡量在回避，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媒體，希望他們能夠原諒我，我回避他們并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無能，因為確實沒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我想，采訪增多也是暫時性的。其實我是對獲獎之后的這些東西挺警惕的，包括我的手機壞了，我都沒有去修，也是想減少外界的干擾。媒體是雙刃劍，獲獎弄不好也是個陷阱，把自己陷進去。我一直對它有一種警惕的心理。

　　新京報：很多人都將《暗算》獲獎看做這次茅獎的一匹“黑馬”，你自己意外嗎？

　　麥家：我個人對茅獎沒有抱期望，因為上一屆我的《解密》也入圍了，我覺得我的作品比較另類，和茅獎約定俗成的東西還是有距離。我的小說從內容上確實和傳統小說有很大的差別，一個新東西能不能被一個權威的獎項一下子接受，我們需要等待，我沒想到我等待的時間這么短暫，這次確實讓我感到很意外。

　　新京報：其實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還是，不少人都把《暗算》當作一部因影視走紅的通俗小說，和茅盾文學獎純文學的定位顯得有些不一致？

　　麥家：我的小說的寫法外界有人說是通俗小說，但我怎么可能寫通俗小說，我的作品絕對是研究出來的，純文學抵達大眾內心的一種文本。小說就有這樣一種文本，在中國基本是滅絕的，它既有文學性又可讀。文學到了今天，強迫讀者讀一本書是不可能的，只能增加可讀性，讓讀者喜歡。我是在潛心研究這一點，我之前也寫過很多小說，一點名氣沒有，窮則思變。茅獎獲獎的作家基本是80年代就成名，大家耳熟能詳，作品是宏大敘事、苦難敘事、底層敘事，他們這一代作家由于成名早，一度成為文化英雄，他們也無需像我這樣研究讀者心理。我的讀者都需要自我培養，或者從別人那里挖，要拿出來點獨門功夫。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實已經定格了，現在我是要另立山頭。

　　題材 寫作就像戀愛那樣偶然

　　新京報：也有人拿你的作品去跟一些偵探、懸疑推理小說去比較，你受了這些作品的影響嗎？

　　麥家：我是不希望別人把我的作品當作懸疑推理小說去看待的，我的小說就是正常的小說。一方面，是文學小說，另一方面，又打開了一個新的文學市場。中國小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是很注重故事的，之后由于現代派的引進，就以不講故事為榮，覺得講故事太通俗了。

　　為什么黃依依(《暗算》女主角)這個形象受歡迎？因為高大全的形象走下了神壇，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愛恨和缺點，這個形象如果放在那個崇尚高大全的年代里，就會變得很荒唐———你怎么能讓一個女英雄的生活作風有問題呢？人們也不會接受。

　　新京報：在你看來，強調故事性與藝術上的先鋒追求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麥家：你其實說到了中國作家普遍存在的一個誤區，好像一篇小說重視故事就不先鋒了，不文學了。其實，我認為文學性的很重要一個內容就是怎么講好故事，同樣的故事講出一種異常，一種陌生感，那就是新潮、先鋒。博爾赫斯是世界公認的“先鋒作家”，同時也是一個講故事高手，他被喻為作家中的作家，文學地位高不可攀。但仔細品一下，他干了什么？無非就是講了幾個“一千零一夜”式的哲學故事而已。相反，法國新小說、意識流等文學流派，以消解故事為“己任”，但流派的浪潮之后，幾個讀者在讀他們的小說？這些小說頂多就是以一種流派存在，而難以作為經典小說廣為流傳。這是他們消解故事應該付出的代價。

　　新京報：有評論說，這次能獲得茅獎，《暗算》的題材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之前也寫過軍旅題材、故鄉作品，為什么最后還是堅持寫了《暗算》這個題材？

　　麥家：肯定是表達自己最重要。首先還是尋找自己，找到自己最感興趣也最能表達的東西。這也并不是那么好找的，一個作家想寫，這是一種必然，但寫什么，這是一種偶然。作家的寫作是處在一種無知和盲目當中的，就像談戀愛一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另一半，但這個另一半是誰，你并不知道，只有當真正碰到這個人時，你才會恍然大悟。

　　觀察 中國小說沉迷于凡俗人生

　　新京報：你說寫這種“特情小說”是對當前寫作的一種失望。具體來說，是一種什么樣的失望？

　　麥家：我的三部長篇，《解密》、《暗算》、《風聲》，都在試圖塑造一種“新英雄”形象，他們為國家利益付出了許多難能可貴的東西。但當代是一個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這些形象放置在我們眼前、身邊，放在企業、公司、鄉村，肯定要遭到讀者的嘲笑。放在這種秘密部門，相對來說要可信一些，因為我們本來就承認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人。但同時，這種人對我們的輻射力又要小得多，我們會認為，那是他們，應該這樣。其實這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所有人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理想，有承擔。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今日的文學，急需向我們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確信”。具體在《暗算》和《風聲》中，你是如何傳遞這種“肯定與確信”的？

　　麥家：中國小說沉迷于凡俗人生、小事時代多年了，這種寫作潮流，起源于對一種宏大敘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時，伴隨而生的也是一種精神的潰敗。小說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私念，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現在我們的小說大多寫的是黑暗、絕望和丑惡，并且寫得驚心動魄，這種來自人性深淵的力量同時也粉碎了作家對世界的信心———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這些年的中國小說重復了西方文學的這條寫作道路，再加上近年來消費文化的隱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數小說的主角。很多人都覺察到了，這樣的閱讀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渙散。換句話說，這些年的文學基本上都是否定型的寫作，但沒有肯定的否定其實是不負責任的。

　　新京報：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會因為表達這種態度，而回避書寫叛徒或逃兵這樣的故事？

　　麥家：那不一定。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人，英雄中會出叛徒，叛徒中也會冒英雄，世界的豐富和復雜性正是文學的酵母。文學不解釋世界，也無需承擔宣傳任務，文學要“負責”的也就是反映人心和世界的多樣性、復雜性。

　　本報記者 劉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