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已走過整整30年了。回憶這30年的歷程是一步步不斷實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過程。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中央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戰爭，對軍事工業進行了擴充，三線建設中，兵器行業安排的項目是較多的，到“文革”結束，兵器攤子已經鋪得很大了，職工人數已達90余萬人，企事業單位已達200余個。而經過近20年的仿制消化吸收，也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自行研制的條件，對部隊所需裝備的供應水平也有了較大的提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大仗打不起來”。當時國內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經濟形勢很嚴峻，百廢待興。小平提出“軍隊要忍耐”，對軍隊進行精簡，軍品裝備訂貨也大幅度壓縮。面對90余萬人的攤子，雖然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為主，但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向已不可改變。企業自負盈虧的政策越來越深化，國家補貼越來越少。面對這個實際，單純依靠軍品和國家補貼已不能養活這么大的兵器行業了。

　　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當時五機部(兵器部前身)廣大干部積極突破以前思想上的禁錮，提出應該“兵民結合”的方針。

　　1978年7月1日張珍部長向鄧小平副主席匯報，提出走“兵民結合、平戰結合”的路時，小平副主席當時就提出“要走這條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以軍為主，搞軍民結合。重點放在平時。最少提出一半到民用，拿出一半搞民品，戰時可以轉產。這是一個大的方針，現在軍工企業生產能力這么大，不搞民品是不行的。”在鄧副主席明確指示下，五機部正式提出了“兵民結合、平戰結合，以軍為主，以民養軍”的方針。后來中央再從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明確為“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的十六字方針，并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予以正式公布。雖然中央對“軍民結合”的方針已明確，但五機部下屬企業領導對兵器企業搞民品仍“心有余悸”。

　　針對這種情況，五機部黨組又向中央呈報“關于組織對1960年國防工業三級干部會議進行調查研究的請示”，王震副總理針對五機部的報告當即批示:“1960年的事不要件件報出來，把工作放在當前任務上，向前看，團結前進。”隨后五機部黨組進一步開展了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及時解決了下屬企業不敢搞民品的思想顧慮。1981年中共中央再次明確指出“為了解除思想上的顧慮，應予重申，發展民品生產的方向是正確的，應作為長期方針，努力搞好軍民結合。”這就更堅定了兵器行業上下一致貫徹軍民結合方針，決心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從這一過程可以看出，這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斷深化轉變觀念的過程。

　　破除思想上的禁忌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但具體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適應市場需求干起來并不容易。這是一個逐步探索深化認識市場的艱苦過程。

　　改革開放初期，面對嚴峻的生存危機，促使兵器行業不能不走軍民結合之路。開始時五機部向其他各部委求援，想從其它部委所屬行業的裝備起步，先后走訪了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建材、交通、鐵道等18個部委，對870余項民品項目進行調研論證，選擇了液壓支架、鐵路貨車、抽油桿、石油鉆井打撈工具、石材、摩托車起步，但在當時計劃經濟為主體的體制框架下，兵器部向其它部委要產業要產品，實施起來有很大難處，這是因為中央各大部門都自成系統，產品在自己體系內配套，一系列的采購供應貨款等都是計劃好了的，成塊切下來的，中間任何一個環節的變化變更起來都有困難，尤其是資金是按條塊撥付的，另外當時各部委都面臨著改革開放初期起步階段，資金都很緊張，都有一大批自己的企業要養活，要分一杯羹給兵器，也面臨著各部門自身的生存壁壘。

　　經過一兩年對這種形勢的認識，看到從生產資料的民品方向起步很難邁出去，從而轉變民品的選擇方向，選擇從豐富市場供應的人民生活資料起步受各部門的制約就會少一些，于是提出了選擇市場上所需的產品，以“不厭其煩，不厭其雜”的選擇辦法，從眼鏡、木鐘、縫紉機、照相機、自行車、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汽車等進行開發。回顧改革開放前十年所上的民品項目基本上是企業在市場上進行碰撞，碰上什么，結合自己原來的生產手段，能干的就做些論證試著干起來，總體上沒有什么大的行業規劃，有的搞成功了，有很多干失敗了，還形不成兵器行業的主干民品行業。

　　正在兵器行業艱難轉型開發民品自救時，國際市場對中國常規軍品的急切需求對兵器行業渡過難關起了關鍵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國外迫切需求中國軍火，兵器部能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全得益于小平同志的高瞻遠矚。正是小平同志勇于打破“不做軍火商”的禁忌，使我國的軍品貿易有了重大突破。國際軍貿不僅帶來了當時十分緊缺的外匯和利潤，而且提升了我國的軍品生產線水平和正常的科研工作。對國防工業產生了長遠的戰略性影響。當時既支撐了急需的軍品科研和生產線改造，也給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所需的資金。但由于軍貿產品訂貨集中在兵器行業中裝甲車輛、大型炮彈等少數品種上，這種不均衡使兵器行業內的其它行業生產任務仍嚴重不足。兵器部軍貿利潤除上交用于其它幾個國防軍工部門外，其結余用于急需的軍品生產線擴產改造，以應對軍貿市場急需的緊急訂貨，尤其是大彈生產線的擴充上。同時還擠出部分收益用于沒有軍品任務還處于困難之中的其他企業，如小彈、槍械、光電等產業開發民品生產的所需中。逐步形成了幾個突出的亮點，如白云電冰箱、長慶電冰箱、嘉陵摩托、建設摩托、珠江照相機、液壓支架、塔吊等。這一時期繁榮的軍貿帶給兵器行業很多利潤和機會，但也帶給兵器行業極為深刻的教訓。

　　在軍貿紅火的幾年，大彈行業全線開工突擊生產，突擊招工擴大生產線，軍品任務的繁忙令企業上下都無暇顧及發展民品——本來這段的大好時機是調整軍民產品結構的最為有利的時機——沒有考慮軍貿任務一旦停止之后應該怎么辦。1988年年中，軍貿任務突然停止了，軍貿的巨額收入一下子全沒有了，擴招以后的大彈廠瞬時停產了，人滿為患的矛盾尖銳地突出出來了，靠吃軍貿結余過了一年多后，因全廠巨額虧損發不出工資，使工廠的生存危機上升到了頂點。這個教訓是深刻的。軍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本身消費的方式就決定了它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如果一個軍工企業沒有較為強大的民品產業的支撐，要維持較大規模的軍品生產能力適應國防所需是很難辦得到的。這一繁榮后的蕭條的教訓更使兵器人長遠記住了軍民結合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則。

　　軍貿大幅度減產之后，兵器行業的困難引起了國家各部門的高度重視，加之經過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執行軍民結合戰略的歷練，使兵器民品行業經過市場的大浪淘沙逐步形成了幾個主干。

　　進入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國家有關部門就將逐步成型的主干民品列入一個重點支持的行業規劃之中。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等都在這一大的方針下通力合作，將兵器企業分為保軍轉民、軍轉民、全傳民等幾類企業，按產品的產業鏈進行規劃，部署民品的主干系列。當時計委國防司與兵器部論證了幾個大的專項，如奧拓汽車專項，除奧拓微型轎車外，還列出了微型轎車與其配套的很多汽車零部件，還重點支持了從西德奔馳公司引進的重型卡車項目，還為支持大彈火炸藥行業設置了彈藥專項。上了如衛生潔具、二醋纖維、乙醇胺、硝化棉、平板玻璃、山梨醇等，這些民品項目由計委立項，為使這些項目很快成長具有一定規模，國家經貿委又對已有希望的項目提出技改一、二期的支持。

　　這一時期，兵器民品項目的特點是經過幾年市場的錘煉與選擇，逐步形成主干民品、并在這個基礎上納入國家行業規劃，經貿委更對其進行技術改造投資，使這些項目盡快成長起來。這些項目大部分都培植成為現今兵器行業的主干民品了。有了一定規模的主干民品，也就逐步解決了生存的問題，企業在軍品任務較少時，仍可維持一定的軍品生產線的運行，起到了保軍的作用。

　　1999年國防工業實施重大的體制改革，成立11個軍工集團，經過前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增長，國家有了一定力量來改變較長時期軍隊所處的忍耐期，對國防工業的科研、新裝備的研制、軍品技術改造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投入。此時對國企的深化改革也實施了重大舉措，精干主體，減輕企業辦社會的負擔，債轉股，分離破產，下崗分流等重大改革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而20余年來市場機制的引入，在市場上的錘煉已轉變了企業等靠要的觀念，增長了競爭意識和企業的活力。

　　進入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十年，上述這些因素使國防工業徹底轉變了面貌，軍品任務逐步增加，民品主干產業成長壯大，軍民的互動，使企業由求生存的階段轉變為如何更好地求發展階段。軍工企業除盡職于國家安全的產業中，在軍民結合的大政方針指引下，主動選擇國家經濟命脈、行業支柱、社會公益等產業以盡國家央企的社會責任。這第三個改革開放的十年軍民結合之路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按照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軍民結合、寓軍于民、開拓創新、加快發展”的路子，將國防經濟融入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之中，軍民互動，這已成為軍工企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使軍工行業能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國家保軍的重大戰略方針。胡錦濤總書記在新時期提出“堅持軍民結合，寓軍于民，促進軍民良好互動，協調發展”是更加清晰地總結和明確了軍民結合的必然規律，給國防科技工業注入了更大的活力和動力。

　　(作者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原總經理)

　　(王德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