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丁玲沒講一句話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婦倆被發配到荒涼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轉到秦城監獄。《丁玲在北大荒》(中共黨史出版社，鄭笑楓著)講述了丁玲在12年無罪流放生涯中的經歷，既有非人待遇，也有與北大荒的不舍情緣。

　　沒講一句話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間，丁玲歷任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和《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1955年一陣政治上的狂風暴雨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年底，她被無端地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黑頭目之一。

　　“這年年底，哪一天我記不清了�！标惷骰貞浾f:“我接到通知，去聽傳達中央文件。會議開了三天，談的都是丁玲的問題。文件列舉丁玲的頭一個大問題，就是曾經自首變節，這是指被特務秘密逮捕，關押在南京的那一段歷史；第二個大問題，列舉了全國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狀，我一聽，全都不是事實�！�

　　陳明感到迷茫:對人的處理，尤其要慎重，這是黨歷來的傳統，也是黨的組織原則�，F在，他聽了三天的傳達、討論、批判，有中央的紅頭文件，而且是結論性的文件，大會之后，就要向全國傳達，這是一個關系到一個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個共產黨員命運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無所知。組織上既未找她談過話，更設有讓她在“結論”上簽字，她的“帽子”就這樣被戴上了；她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號幽靜的小院里，丁玲安靜地伏在書桌上，聚精會神地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陳明聽傳達回來，很不在意地問:“會開完了？”

　　陳明強作歡笑，若無其事地說:“還沒有完，要傳達、討論三天。”

　　開會，聽傳達，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兩人在兩個不同部門工作，誰開什么會，誰也不問誰，這已成為習慣了。吃晚飯時，丁玲還興致勃勃地談起《在嚴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構思……

　　最后一天的會實際就是一場對丁玲的大批判會。會前先指定發言人按照定下的調子“批判”。發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協接到通知，派幾個人去北京參加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會議，要確定在大會上的發言人，當時大家都很緊張，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孫犁。孫犁想: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體有病為由，堅決辭謝。當時中宣部一位負責人在場，幫了孫犁一把，說:“他身體不好，就算了吧！”孫犁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落地了。這位負責同志為他排憂解難的這句話，他一直銘刻難忘。

　　會后，陳明回到家里，丁玲書房的臺燈亮著，她連陳明推門走進屋來，似乎都沒有覺察，還在埋頭寫她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此刻，陳明的眼眶濕潤了，他再也不忍心瞞著她，但他還是不敢如實地把這三天批判丁、陳的會議情況和盤托出。她在生命的歷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這意外的打擊，而且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無情打擊。

　　他輕輕地走到她的書桌前。丁玲抬起了頭，向他微微一笑。陳明頓時感到:經受過那么多折磨的她還是那么單純，那么天真。此時此刻，他感到一種沉重的責任，不能讓她那顆純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聲。

　　“你的小說，暫時，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寫了？”

　　“為什么？”

　　陳明婉轉地說:“我聽說中央有一個什么文件，談到丁、陳反黨集團的問題�！�

　　丁玲爽朗地回答說:“我已經向黨作了詳細的說明，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嘛！”

　　陳明勸她:“你是不是給中宣部黨委會打個電話問問，是不是有這么個文件？如果真有，請他們送來給你看看。”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給丁玲送來了文件。丁玲據實向黨中央提出申訴，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訴，批示由中宣部對丁玲的問題進行復查。張際春同志擔任復查組組長。復查組收集的證言材料達80多萬字，經過分析核實得出結論:什么“獨立王國”，什么“反對黨的決議”，什么“一本書主義”，都不是事實。

　　1956年夏天，作協黨組召開了擴大會改，由黨組書記邵荃麟主持。他說，“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這個會，討論一下，丁、陳的錯誤在哪里？今天開的是一個團結的會�！�

　　這個會，也開了三天。丁玲本來不想在會上講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參加會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談談，她就即席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大的事，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中央就把結論批了下來？”

　　周揚同志在會上作了明確表態:我們匯報的情況不準確，我和有關同志負有責任。

　　作協黨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決定再召開一次大會，給莫須有的“丁、陳反黨集團”平反。

　　這時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像龍卷風一樣，在全國鋪天蓋地掀起滿天的飛沙走石，許多許多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陣旋風卷起來，摔倒在地。在作協黨組再次召開的原打算為丁玲公開平反的大會上，權威發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僅是“丁、陳反黨集團”的頭目，而且在歷史上還有三次叛變，其一是在南京“自首變節”，其二是在延安寫《三八節有感》；其三是進城后搞“獨立王國”。另外還宣布，下次批判大會將在文聯大樓禮堂召開。

　　第二天，作協黨組書記找丁玲談話。陳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雙又圓又亮的眼睛，紅腫了。在“大鳴大放”中，丁玲沒講過一句話便戴上了右派帽子。

　　最后一篇作品

　　歷史的誤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時間最長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擔任“左聯”黨團書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時，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幽禁在南京這段事實。陳明回憶說:早在1943年延安整風審干前幾年，康生就蓄意在這段本來已經很清楚的歷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臉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當時曾為此事去棗園見過毛主席。丁玲記得當時毛主席還爽朗地笑著對丁玲說:“你逃出南京國民黨監獄，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據地來，你到保安我就寫了一首詞歡迎你嘛！你還記得么！‘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嘛！是黨設法營救你出來的，這一段歷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組織部找陳云同志談談就可以了。”毛主席還曾對丁玲說過:“你不要只到我這里來，你還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倍×岵唤獾貑�:“我跟康生有什么關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風馬牛不相及�！焙髞�，丁玲才弄明白，原來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鍋”。1979年，有關方面為錯定丁玲是“丁、陳反黨集團”頭目、錯劃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復了她的黨籍。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務綁架關押的這段事實，尚未作明確結論，留了一條不長不短的尾巴。

　　關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讀者，在多少次交談中，在電話中，在書信中問起這件事，都替她鳴不平，希望她站出來，把真相告訴國內外讀者。她感動，她感激，但她對陳明說:“這些年來，有人向我頭上潑了不少臟水，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寧可受委屈，黨還沒有為我這段歷史做結論，我就不能背著黨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糾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中央現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為自己個人的這個問題，去麻煩中央，我相信會很快得到公正的解決。”

　　丁玲剛從廈門回到北京，就有喜訊傳來。她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電話通知:中央書記處已批準，正式發文，徹底恢復她的名譽。隨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簽發的、印著“中央組織部文件”幾個鮮紅大字的文件。捧著它，丁玲的雙手，在微微地抖動。

　　她十分鄭重地翻開文件的第一頁，一行鉛印的大字展現在她面前:“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讀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顆跳動的心在讀。她幾乎是屏住呼吸，讀著黨中央給她做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于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馮雪峰通過張天翼，與丁玲取得聯系，在馮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轉赴陜北。丁玲同志歷史上這段被捕問題……1940年中央組織部進行了審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結論……”接著，中央組織部對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評價:“丁玲同志是我黨的一位老同志，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斗爭中和文藝工作中，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她在20多年的長時間里，雖身處逆境，但一直表現好……她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顧年高體弱，仍積極寫作，維護毛澤東文藝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幾次出國活動，都有良好影響。事實說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現決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

　　陳明說:丁玲在遭受誣陷、折磨時，從不流一滴眼淚，這次他看到她的眼眶濕潤了。她的行裝已打點就緒，機票就放在案頭，明天就要乘飛機去外地參加一個會議，但她沒有休息。陳明看到她拿出紙張，戴上老花鏡，端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她要把她此時此刻對黨的感激之情，向黨表達。她要把她這些年來，承擔巨大屈辱而凝結成的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對黨的信賴，不可動搖的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與追求，向黨表達，這是她寫給中央組織部的信的全文:

　　中央組織部并請轉敬愛的黨中央、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好！

　　三中全會以來，你們受命于危難之際，身負重任、政務繁忙，因此我平日極不愿打擾你們，分占你們的時間。但現在我必須寫這封信，必須向你們打開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講出來。我要大呼:“我感謝黨！感謝黨中央！”

　　日前，中央組織部通知我:“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已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即將下達。這真如一輪紅日，從濃霧中升起，陽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對黨的感激之情如熱泉噴涌，我兩手高舉，仰望云天，滿含熱淚，高呼:“黨呵！母親！你真偉大！”

　　我寫文章已經近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夠用的，我從腦子里找不到最合適的字眼來準確地充分地表達我現在的感情。這種感情如風馳云涌，如果不講，不叫，我就無法平定我這種深沉而激蕩的心情。

　　我本來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愚人，一個伶仃的孤女，是黨長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漸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命的正道，使我沒有白白地浪費我一生。從1932年我在上海參加黨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給了黨。我是屬于黨的！要聽黨的話，為人民服務到底。52年來，我得到過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啟發，使我更貼進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自然，由于種種原因，我受到過一些懲罰。但我只愿從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問，不計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堅決與黨站在一起，與人民站在一起，努力為人民服務，這樣就能改善我的處境，改正周圍的人對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學習，吸取力量，鞭策自己。這種起步和歷程，自然是很困難的。但經驗告訴我，只能堅持這種態度，把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為日常的行動，天長地久，海枯石爛，總是可以絕處逢生，化險為夷，變壞事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擾，專心致志，默默無聞，勤勤懇懇，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勞動以后工作之余的一點樂趣。

　　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大力恢復實事求是的革命傳統，為許多人平反冤假錯案，也為我恢復了黨籍。我有權寫文章了，能為黨大膽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盡管偶爾也還有一絲薄薄的網絡籠罩著我，有些陰影不時象幽魂似的流蕩在我周圍，也有些閑言閑語，不可能不傳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樂觀、豁達，也難免對我的精神情緒不發生絲毫影響；而且總會覺得這是一點缺憾。但現在卻什么都澄清了。黨內的一些同志，以及黨外的一些人士，也會為此感到欣慰。我還有什么要說的呢？沒有了！我只有向黨盟誓:丁玲永遠是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是黨的一個普通的忠實戰士。我年事不小，有點宿疾，但身體還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腦子還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氣，為黨的文藝事業的發展，貢獻余生。專此奉達。

　　謹祝同志們身體健康、長壽！

　　丁玲1984年8月她把信慎重地收進抽屜，準備回京再作修改。誰知這一封最充分地表達了她對黨的無限深情的信，竟成為她的“一封未發出的信”，直到1986年6月29日，丁玲去世4個月后，這封信才在《光明日報》上作為最后一篇作品發表出來。

　　中央為丁玲這段歷史作出正式結論后，她說:“我現在可以原原本本的把這一段經歷寫出來，公之于眾了。”她寫了《魍魎世界》這本書，詳盡地描述了她被國民黨逮捕后的生活、經歷和在復雜的環境中的斗爭歷程。她生前只寫完了這部書的初稿。她去世后，經過陳明同志整理，才正式出版。